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第一批将官授衔仪式正在进行。轮到李赤然走上台阶时，会场出现了短暂的低语——胸前那枚一级八一勋章分外惹眼，而并列的独立自由勋章却只是二级。这种“不对称”让不少人好奇，究竟是哪位将领甘愿降低自己的资历。
颁授完毕，罗荣桓元帅拉住李赤然轻声问：“按资历你可以是中将。”李赤然微微一笑：“等级高低事小，革命事业事大。”一句话，把外界的好奇堵在了门外，也让在场同僚心生敬意。
时间翻到1982年5月。离授衔已过去二十七年，李赤然收到空军党委正式离休命令，被安排到西安兰空干休所四号楼。外人眼里，那是正兵团级才有的待遇，可老将军一进门就发现问题：套内只有一百八十平方米，比中央军委规定的二百七十平方米足足少了九十。
面积缩水并不是唯一的不适。干休所紧邻主干道，车辆一夜不停；院墙低矮，闲人进出毫无阻拦；排水管道年久失修，夏天蚊蝇翻飞，冬天寒风直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为给住房“修个面子”，管理方只批下每平方米两百四十元的修缮费，而兰州军区明文标准是六百元。
1992年，干休所又拨了七十平方米补建，但仍与标准有差距。李赤然没有为自己再争一句，却在回忆文章里把数据、时间、经办人都列得清清楚楚，暗暗希望引起决策层注意：那些已到耄耋之年的老同志，还在等待合乎规定的一间安稳之所。
他一贯如此。早在1929年参加红军时，他就把“个人得失”四个字抛到脑后。那年他只是连指导员，七年后已是红二十七军政委。1937年再编时，他主动接受从军政委降为团政委，转眼降了两级。别人惋惜，他却淡然：“中央让我守后方，就守好。”
留守并不轻松。八路军留守兵团要对付日军的渗透，还得提防国民党军的“围剿”。正面战场听得见枪炮，后方暗战却更磨人。李赤然日夜巡查，确保边区安全，为中央留下了最稳固的大本营。
解放战争末期，他担任西北野战军骑兵六师政委，随后进入空军系统。1962年，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的任命下达，他升到副大军区级。七年后，他率部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当晚站在天安门城楼角门，他接到最高首长的问候。“身体如何？”“很好。”他回答得干脆。
然而两个月后，他因“身体原因”被免职。吴法宪派人专程赶到南京：“回北京继续工作，或去大军区任职，你挑。”老将军轻轻摇头：“我腿伤未愈，先把病养好。”他要求去瓦窑堡，最后被安排在西安，每月三十元生活费。
1970年5月，李赤然正式“脱岗”。住处是西安建国路雍村一排老院落，墙体开裂、屋顶漏雨，随时有坍塌之虞。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登门勘察，提议搬进杨虎城旧宅止园，将军拒绝，坚持“修旧如旧”。于是省里派工人粉刷墙面，加固梁柱，还给他装了一部电话和一辆伏尔加轿车备用。
老友们也没忘记这位倔脾气的老政委。白占玉送来煤炭、暖气片；贺秉章送来米面油；陕西煤矿工人自动凑钱，修了院墙。李赤然一一记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下长长的致谢名单。
1979年2月，他的历史问题全部澄清。1980年去南京军区取回个人物品时，负责接待的年轻军官给他敬了一个标准军礼。李赤然回敬后说：“我没在一线打过多少仗，可也算为军队守过家。”
离休后，他担任二十多个部门与社团的顾问。1986年，他牵头成立西安关心下一代协会，自任副会长，逢校园必到、逢部队必讲。学生喜欢听他讲长征，官兵喜欢听他讲防空，他常常一天连跑三个场子，没拿过一分钱讲课费。
1988年7月28日，一级红星功勋荣誉授予仪式在京举行。年届七十五的李赤然拄着拐杖走上台，领回那枚代表终身荣誉的勋章。退场时，他轻声嘀咕：“章子好看，可别忘了那些没领到的兄弟。”
回忆录完成时，他特意把自己放在最后一章，前面篇幅更多写在平时难被提及的马夫、通讯兵、医护员。出版社编辑劝他再充实点个人人生细节，他摆手：“我的故事简单，战友的命珍贵。”
2006年12月24日，李赤然在西安安静辞世，享年九十三岁。他的旧居里，那本标着“住房情况”四个红字的记录本仍放在书桌第一格，字迹端正：1982年，面积一百八十平，少九十平；1992年，补七十平，仍差二十平——后面没有叹号，也没有抱怨，只留一句淡笔：我不计较待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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