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我们不能在这个安定和平的现实环境下体会他们在那生不如死的困境下做出的最后挣扎，他们只是想活下去，有尊严的做个人。
你可以说他们愚昧、野蛮，但是这不过是他们对满清残暴统治、西方列强欺辱所做的最绝望的抗争，是对曾经和正在受到的压迫的那些压迫者的镜像反应。他们只是在挣脱越勒越紧的枷锁，夺过砍向自己的屠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愚昧吗？当然愚昧。毕竟所有出于原始本能的暴力行为都是愚昧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种指导思想不明确，仅靠装神弄鬼，强化阶级对立拉起来的队伍不可避免的具有血腥残暴的一面。
但就是这样的队伍，能短时间发展成为与清王朝抗衡的力量，那就不能只看到他们好勇斗狠，把愚昧、野蛮当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因为前面说了，他们反抗是出于马上就要活不下去的拼死挣扎。没有什么所谓的奋起，是给自己争个继续喘气的机会。
所以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行为本身而言，是盲目的，能这么干，可能只是为了吃一口能暂时活下去的饭。
以现在的眼光看，无论是太平天国的所谓天父天兄还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都是蠢得不能再蠢的骗人把戏。怎么看都不像能支撑这些人造反的精神信仰，但这又反过来证明了清政府的封建思想已经烂得还不如这种把戏。
这种精神上的极限比烂结果就是你看我还不如一群牲口，我看你就是恶魔，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彼此都不把对方当人，厮杀起来不但没了任何道德负罪感，反而以谁下手更狠论输赢。
1851年9月，清廷正红旗勋贵，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在广西永安围剿太平军。因久攻不下，乌兰泰下令将抓获的五千太平军家眷押到阵前，无论老幼当场全数斩杀。
这下好了，太平军没退路了，彻底没有了妥协的余地，直接开狂暴模式，本来实力占优的清军非旦永安没拿下，四个总兵还被打死，太平军不但突围成功，还就此立下一条规矩：“凡攻克满城，屠戮满人，男妇幼孩不留一人。”
物理清除对方成了双方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妥协的余地呢？因为这是已经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非简单的民族对立。
满清之所以凭借区区二十万人就能继承明朝的法统，根本原因是满清总体的华夏化，其统治基础还是华夏文明的儒法体系。至于分散在各地的满城，那是监管地方实施实际统治的文人士大夫的监督机构，这和明朝用老朱家的子孙牵制官僚阶层没什么本质区别。
但和所有王朝化社会一样，在早期打江山的那代皇帝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作为统治者的皇帝一方面必须加大对官僚阶层的投入来笼络他们，另一方面用宗族势力对官僚阶层的权力进行制约。在无论哪方做大都会使皇帝大权旁落的情况下，给两边的好处就得不停得加码，成了跷跷板效应。
这么加来加去，贵族和官僚组成的权贵阶层就分走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造成权贵与民众之间的分配极端不均，阶级矛盾发展到最后就是暴力冲突。
理论上讲，解决这种暴力冲突可以用改变分配方式的手段来进行，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手段需要权贵让出手中已经掌握的资源。可作为权贵群体，他们显然是不会这么干的，但凡有人这么干，那都没有好下场。很少有人有商鞅、王安石那不要命的觉悟。
如此一来，所谓的变法，改变分配方式，就成了修修补补，哪儿漏补哪儿，像张居正那样。直到最后实在补不住了，就是自下而上的掀桌子，阶级矛盾彻底激化，曝得血光四溅。
人类个体有个天生的特点，会本能的认为自己的所有资源都是天然具备的，这叫命。所以当现实中活不下去的底层开始不认命，要搏一把命的时候，作为权贵必然会强烈抵制。而抵制的最有效手段就是让底层去死，无论是极限施压让其认命看似自然死亡还是干脆就杀掉，都只是方式上的区别。
曾国藩采取的就是屠杀这种方式，后来的士大夫阶层封其为半圣也不是毫无道理，不仅是因为曾国藩把人性算是整明白了。他们这些人明知分配关系改不了，把伸手张嘴的全杀光就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一边是曾圣人，一边是曾剃头，两个名号放曾国藩一个人头上并不矛盾。
由此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其整体的核心诉求其实是改变分配关系。想法没问题，假如把我们放在他们那个生不如死的时代，未必就有匹夫一怒的气概。我们唯一能质疑的是他们的手段。
作为最终失败者，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他们急功近利，想改变的只是自身的境遇，太平天国一面推翻那个旧的制度，自己却又变成了那个旧的。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则是试图通过消除民族矛盾来解决阶级矛盾。
只能说，他们是有缺陷的，对于这一点，作为当代人的我们没有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因为处在他们的时代，他们的阶层，他们被限制的不仅仅是基本的生存资源，还有知识、信息、眼界等一系列资源，信息资源的绝对不对称，使他们没意识也没能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公平的、先进的分配制度。但至少他们用生命试过，既为后人提供了经验，又事实上将旧秩序破坏的摇摇欲坠，先行者不应被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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