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安庆那场仗打得太惨了，几万太平军抱着干草填壕沟，一炮下去血肉横飞还要往前冲，曾国藩幕僚看了都手抖，这哪是打仗根本就是降维打击。
1861年7月那个闷热的下午，曾国藩的心腹赵烈文站在安庆城外的高地上，手抖得握不住笔。
视线尽头全是人，几万名抱着巨大干草束的太平军，像被施了魔咒一样，疯了一样往湘军挖的深沟里跳。
这不是演习，也不是常规冲锋，而是一场注定没活路的自杀式填壕。
赵烈文在当天的《能静居日记》里写了一句特别狠的话：“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炮轰过去，炸出条血路，后面的人眼皮都不眨，踩着前面人的尸体继续冲。
很多人读这段历史，光盯着“湘军攻克安庆”这个结果，却忽略了这其实是中国战争史上一次极其罕见的“降维打击”。
那年英王陈玉成才24岁，碰上了这辈子最大的克星曾国荃。
这一仗打完，不仅仅是太平天国断了气，更是晚清打仗的逻辑彻底变了。
把时间倒回去两个月。
安庆那是太平天国西边最后的屏障，天京安不安全全看这儿。
陈玉成心里门儿清，所以疯了一样调兵。
但曾国荃这只“老狐狸”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他太清楚湘军野战打不过太平军，于是搞了个惨绝人寰的“长围”战术。
简单说就是在城外挖两道深沟，里不出外不进，这就是著名的“铁桶阵”。
这就好比现在打游戏，人家不开团，直接把你家水晶围起来饿死你。
到了6月，局势其实已经崩坏了。
守集贤关的刘玱林突围失败被杀，安庆彻底成了孤岛。
按理说仗打到这份上，一般的守军早投降了。
但安庆城里的叶芸来和城外的陈玉成，偏偏不信邪。
7月，真正的修罗场来了。
为了打破曾国荃的“龟壳战术”，陈玉成拉着杨辅清、黄文金凑了快五万大军，想从外面撕个口子。
与此同时，城里的守军也开门杀出来，想来个中心开花。
这本该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战，悲剧就在于技术代差出现了。
湘军这时候手里全是西洋火枪和劈山炮，而曾国荃的战术极度阴狠：我不跟你拼刺刀，我就躲在深壕高垒后面，等你靠近了再打。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惨烈的一幕。
太平军手里没像样的攻坚重武器，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人命去填平那些深壕。
赵烈文记载，湘军调集了八百杆抬枪，配合火炮轮番轰。
这种火力密度再当时的中国战场是空前的。
太平军士兵“前仆后继”，前面的倒下，后面的立刻补上，硬是用尸体把壕沟填得满满当当。
在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血肉之躯终究挡不住工业化的火药。
就算付出了几千人阵亡的代价，太平军还是没啃下曾国荃的硬骨头。
更要命的是粮道断了。
陈玉成想通过菱湖用小艇运粮进城，结果被湘军水师截杀个精光。
城里的守军断粮好几天，甚至开始啃树皮草根。
当你以为这就是地狱的底色时，更黑的一幕在8月1日降临了。
那天凌晨，湘军没像往常一样搭云梯攻城，而是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穴地攻城法”——也就是挖地道埋炸药。
随着一声巨响，安庆北门城墙崩塌了几十丈。
这不是战斗，这是屠杀的开始。
守将吴定彩，这位在绝境中还保持斗志的猛将，做了最后的选择。
他没跑，而是带着几百名亲兵直接堵在那个巨大的缺口上。
他们试图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城墙，但在湘军如潮水般的敢死队面前，这几百人瞬间被淹没。
主将叶芸来随即带着残部打巷战，两万多名饿得站都站不稳的太平军战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挥舞着刀矛，直到全部倒下。
整场战役，陈玉成的援军和城内守军，合计战死三四万人。
安庆一破，太平天国不仅丢了座城，更是被打断了脊梁。
从此以后，太平军再也没能组织起这么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天京陷落那是迟早的事。
但是吧，历史的残酷不仅仅在于谁输谁赢。
作为胜利者的湘军，进城后干的事儿可不是什么王师仁义，而是令人发指的暴行。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里毫不避讳地记下了湘军的兽行：“妇女万余俱为兵掠出…
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
更让人心碎的是，城里的男性，不管参没参军，哪怕是几岁的孩子，都没躲过去。
湘军为了报复，也是为了所谓的“立威”，在安庆城内搞无差别屠杀。
这座曾经繁华的安徽省会，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炼狱。
以至于战后好几十年，安庆的人口和经济都值的缓不过来。
回望1861年的那个夏天，安庆之战留给我们的，不光是湘军“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有多成功，更是一个王朝末期人性崩塌的缩影。
陈玉成的英勇、太平军战士的决绝，在曾国荃冷酷的军事工程学和湘军的屠刀面前，显得特别悲壮而无力。
这场战役告诉我们，历史往往不是由所谓的“正义”书写的，而是由钢铁、火药和冷酷的意志决定的。
那些填在壕沟里的“束草人”，那些倒在安庆街头的无名氏，用生命给那个动荡的时代，画下了一个最血腥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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