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天，黄河以北的草原已经泛起嫩绿。押解车队驶进归绥郊外的土路时，被反剪双手的张廷芝悄悄抬头，四下打量。他知道，眼前荒草漫过的围栏就是自己命运的尽头，可他仍不死心。一到看守所，他便开口：“我要见高岗，我有要紧话说！”声音尖锐，像一根刚折断的鞭梢。警卫没有回答，只是把门砰地带上。
追溯这番执念，要回到1930年的靖边。那一年，宁夏骑兵第四师扩编，苏雨生把豪强子弟张廷芝拉进16团当团长，随口又塞进来一个“书生模样”的副团长——刘志丹。张廷芝自恃家底深，根本没把这个脾气温和的陕西汉子放在眼里。更没想到，几个月后刘志丹秘密转移，带走一批骨干去搞兵运。临走前，刘志丹只留下一句：“三秦不会永远听任豪强摆布。”张廷芝听了嗤笑，却没看见高岗已被拉去教导队，“那小伙子精得很”，这是他当年唯一的印象。
五年后，中央红军到陕北。张廷芝依旧盘踞土围子，靠地势、靠人情、靠冷枪冷炮，逮着机会就偷袭红军补给。左权曾带一个警卫连夜袭围子，一举撕开围墙，可张廷芝早已躲进祠堂的暗道，逃得无影无踪。木门还在吱呀晃动，他却已奔出二十里外。此后“反复无常”成了他唯一的标签，投苏雨生、投谭世麟、投日本顾问，甚至趁国共对峙之际，在榆林跟国民党第22军又勾又搭。谁给活路就跟谁走，江湖草莽逻辑写在脸上。
1949年9月，绥远和平起义。众人喝彩，他却开始犯嘀咕：起义等于清算，自己那摞血债可不是几纸悔过能抹平的。于是，趁整训混乱之机，他拖走一批旧部逃进乌审旗，打出了“反共救国军1016部队”的旗号。名号听着吓人，底子却是土匪加散兵。张廷芝懂宣传，穿着缴获的解放军棉衣，四处搜粮抢马，再栽赃说是“共军乱了规矩”。乌兰夫主持地方军政后，立即看出猫腻：必须剿，但不能只靠枪杆子。
骑五师从包头出动，兵分三路，雪夜封山，白昼急进。骑兵速度快，可匪众熟地形，见势不妙便化整为零。为了堵截张廷芝，指挥部请牧民编草鞋、指认水源，还将土话暗号公之于众——“真解放军问路先问牲口，你若遇人先问烟土，必是土匪”。短短几日，牧户们学会了区分，于是拦住陌生骑队，转给骑五师。高岗得讯，说了一句：“民心稳了，匪心散了。”这话很快应验。
同年腊月二十八，武川县西山脚下，匪首藏身的土洞被枪声惊醒。孙有光率公安干警连夜合围，五十多条木柄手榴弹先后滚进洞口，硝烟散尽，张廷芝被拖出来，左臂中弹，仍摇头大喊：“刘志丹欠我一个副团长的位置！我要见高岗！”没人理睬。回到县城，他又请求写自辩材料，开篇就是“二十年前在陕北，我当团长，高岗当副队长”——似乎往日那点交集，能换来最后一次生机。
毛主席在西北军区剿匪总结上看到这名字，只批了十二个字：“血债累累，反复无常，即刻处置。”批件送达时，押解程序已在进行。1953年3月，绥远省人民法院宣判死刑，执行地点定在南郊刑场。宣判书念毕，张廷芝木然抬头，仍低声嘟囔：“见高岗，我还有话……”子弹声打断了最后的念想。
终局如此冰冷，却也并不突然。二十三年里，他在每一次抉择的路口，都选了与群众、与时代相背的方向。机会并非没有，收编、改编、投诚——条条道路通向生路，唯独他固执要走向死胡同。高岗再大，也救不了一个只认私利的旧军阀；刘志丹再厚道，也无法背负一个屡次屠戮百姓的亡命徒。西北剿匪的档案里，张廷芝的卷宗最终写了一行备注：反复、狡猾、惯于背叛。历史有时简洁得近乎残酷，写尽起伏，只留几个生涩字样，却足够让后人看清一条人命浮沉的逻辑——选择，才是决定命运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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