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二月，一道加急的上谕从紫禁城发了出来，一路狂奔到了西北前线。
这道折子，光绪皇帝写得那是相当窝火，措辞严厉得罕见，直接点名道姓质问前线的大佬：“听说何得彪那四个营到了湟中以后，又是烧又是杀的，简直无法无天，着董福祥查明具奏！”
让远在北京的朝廷都吓得坐不住的，不是仗打输了，而是前线这帮“官军”手段太黑。
在那个乱世，刀把子远比圣旨更有话语权。
这事儿要从头捋。
当时为了拿下西宁，大清朝廷这次真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
稍微翻一下《陶庐笺牍》就能看到，朝廷前前后后调了七八十个营的兵力过去。
这是啥概念？
在西北那块黄土高原上，这就是绝对的“降维打击”。
一八九四年冬天，河南来的豫凯军，在总兵牛师韩带领下先把路打通了，紧接着陕西巡抚魏光焘、陕甘总督陶模派出的副将赵有正也压了上去。
光看纸面数据，这仗简直就是“飞龙骑脸”，怎么输？
可是吧，打仗这事儿，从来都不是做算术题。
这次担任主攻任务的，是后来大名鼎鼎、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董福祥。
这人早年就是那个圈子里混出来的，匪气重，手段狠。
他跟左宗棠那种儒将不一样，他的逻辑特别简单粗暴：谁敢炸刺，就杀到谁不敢为止。
他手里握着的，就是后来庚子国变时那支著名的“甘军”。
一八九五年1月中旬，董福祥手下的悍将何得彪带着人马到了西宁南川。
按照江湖规矩，大军压境，如果对面不想打，通常是“缴枪不杀”。
当时南川那边好几千回民老百姓，一看这阵势，知道打不过，为了保命，手里举着代表顺民的白旗，乌泱乌泱地往府城那边涌，意思很明确：我们要投降，求放过。
这时候，清廷驻青海办事大臣奎顺就在现场。
这老爷子是个明白人，知道“杀降不祥”，更怕把这几千人逼急了出大事，拼了老命劝何得彪别动手。
但何得彪这会儿脑子里想的可不是大局，而是那一颗颗人头背后的赏银和官帽子。
面对手无寸铁、举着白旗的人群，何得彪干了一件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事：他装作没看见白旗，反而下令部队“迎击”。
这哪里是打仗？
这就是把人往死里整。
清军火力全开，对着那帮举白旗的就轰，刹那间尸横遍野。
这一梭子下去，不仅打碎了和平的可能，也把这场仗彻底变成了不死不休的烂泥潭。
既然官军不给活路，那就只能拿命填了。
后来的战况，惨烈得连董福祥都没想到。
1月15日，何得彪进攻申中堡的时候，遭到了疯了一样的抵抗。
那已经不是战术防守了，那是绝望之后的搏命。
清军冲了几次都被打了回来，混战里头，何得彪大腿中了一枪。
史料上写得特清楚，“血流至胫”，血顺着小腿肚子往下淌。
主将一挂彩，这帮大头兵彻底疯了。
攻破堡垒之后，清军算是彻底杀红了眼。
与此同时，另一路清军牛师韩部在进攻哆吧的时候也栽了大跟头，被回军首领马大头三三打得死伤过半，几乎要把老本都赔光了。
这种挫败感让这帮丘八恼羞成怒。
董福祥赶紧派另一员猛将张新铭去增援。
这一仗打完，报复行动简直到了顶峰。
张新铭这帮人在上五庄那边，抓到拿枪的直接砍了不说，连妇孺家眷都不放过。
他们对附近的村庄搞那种拉网式的搜掠，“家搜户索，银钱粮草掳掠一空”。
那些侥幸活下来的老弱病残，在西北那一月份的寒风里，真的是“无衣无食，虽生犹死”。
这种打法，与其说是平叛，不如说是在制造更深的仇恨。
那一阵子，西宁周边简直就是个巨大的绞肉机。
北川后子河那一仗更玄乎，董福祥派去的道员张成基，带着受了伤的何得彪和8个营的兵力，结果反被人家包了饺子。
要不是总兵邓增拼死救援，搞了个内外夹击，这支甘军主力估计就得全折在那儿。
还有那个副将赵有正，攻打北大通的时候，被人围了一个多月，弹尽粮绝，那是真·绝望。
这种惨胜和巨大的伤亡，让董福祥彻底撕下了脸皮。
署理陕甘总督陶模是个读书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给朝廷写报告，无奈地说董福祥“肆行杀戮，所部弁勇，任意淫掳，惨不忍言”。
这是一个封疆大吏对同僚最直白的指控了。
但结果呢？
光绪那道让“查明具奏”的圣旨送到董福祥手里，基本就等于废纸一张。
董福祥是主帅，部下杀人就是他的责任，让他自己查自己？
这不就是让黄鼠狼查谁偷了鸡吗？
再加上之前回军确实也有过针对其他族群的杀戮，这正好给了董福祥最好的借口。
于是，这场涉及数千条人命的“杀降”惨案，就在“平叛有功”的大帽子底下，被轻描淡写地揭过去了。
董福祥在西宁站稳脚跟后，继续搞他的恐怖政策，全城搜捕。
韩文秀、马大头三三这些首领后来都被抓了，处以极刑。
西宁的火是灭了，但那个恨啊，算是种到骨头里了。
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这不光是一场仗，简直就是晚清军事集团的“性格养成史”。
这支在西宁大开杀戒的“甘军”，几年后被调进北京，成了慈禧太后的宝贝疙瘩。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他们在北京城里对付洋人和百姓的那股子疯劲儿，其实早在西宁城外何得彪开那一枪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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