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三年，浙江台州有个开瑜伽馆的老板，大概是觉得自己命太硬了。
这人卷了三十多个会员一共六万多块钱预付款跑路，被消协逮住调解的时候，竟然指着负责人的鼻子骂：“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信不信让你饭碗砸了？”
这就叫无知者无畏。
这老板根本不知道，坐在他对面那个看着发际线后移、笑眯眯的中年大叔，到底是个什么狠角色。
这位被威胁的消协秘书长叫杨启良，面对这种能把刚入职的小公务员吓尿的狠话，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淡淡回了一句：“阵地上我也没退过，现在更不会。”
这话听着轻飘飘的，但要是把时间轴往回拉个三十年，拉到一九八四年那个腥风血雨的春天，你就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有多重了。
那时候杨启良才二十出头，还是个从浙江宁溪大山里走出来的愣头青。
别人参军是为了保家卫国，他当初的想法特单纯，就是听说部队里红烧肉管够，背着个帆布包就去了。
但他去的地方，是老山。
那几年的边境，根本不是现在电视剧里演的那样还要谈个恋爱，那就是个纯粹的绞肉机。
每一寸红土下面，都埋着铁锈和骨头。
很多人以为打仗就是冲锋号一响大家一拥而上，其实真实的战场压抑得让人想吐。
1984年3月8日，杨启良作为突击队的临时队长，带着12个弟兄去啃那块最硬的骨头——166高地。
这活儿说白了就是去送命的“拔钉子”。
对面越军的机枪眼密得跟马蜂窝一样，硬冲就是找死。
杨启良这人脑子活，路子野，他不跟你玩正规战术，把队伍拆成三股，自己带头钻死角，硬是用爆破筒把对面的机枪阵地给炸瘫了。
但这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噩梦在后面。
拿下高地容易，守住难。
越军的反扑就像发了疯的野狗，一波接着一波。
到了3月9号晚上，西侧防线已经被打烂了，杨启良守的1号哨位成了孤岛。
整整四个小时，这不是战斗，是单方面的消耗战。
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最后连扔的手榴弹都没了。
等到越军第四次像蚂蚁一样爬上来的时候，杨启良摸了摸弹药袋，空了。
手里就剩最后几颗子弹和一把刺刀。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举手投降，要么死。
这哥们儿选了第三条路：同归于尽。
他抓起步话机，吼出了那句我们在电影《英雄儿女》里听过无数次、但真正在现实里喊出来需要极大绝望的台词：“向我开炮！
别管我，炸死他们！”
那一刻，他其实已经把自己当成个死人了，唯一的念头就是别给这帮孙子留活路。
也是他命不该绝，后方炮兵反应够快，一顿火炮覆盖把敌群炸成了灰。
等到天亮增援部队冲上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杨启良左腿深可见骨，军装炸成了碎布条，浑身是血，但他就像颗钉子一样，死死钉再哨位上。
你以为这就完了？
更折磨人的还在后头。
伤好以后，杨启良接了个更要命的任务：守猫耳洞。
没去过前线的人根本想象不出那是啥地方。
不到3平米的土坑，常年积水，里面混着烂泥、排泄物、火药渣子和烂树叶。
亚热带雨季一来，水能漫到胸口。
人在里面不是坐牢，是被“腌制”。
杨启良在这个坑里，硬生生蹲了一年。
这一年里，最大的敌人不是越军的冷枪，是烂。
衣服烂光了就光着；皮肤泡在脏水里流脓，动一下都钻心地疼；没水喝就拿钢盔接雨水，还得用纱布把里面的死蚊子和不明漂浮物滤掉。
饿急了，半夜得像野兽一样爬出去摸野菜，还得防着脚下的地雷。
这就是把人往死里熬。
一个原本壮实的小伙子，最后活活熬成了只有45公斤重的“野人”。
一年后部队换防，战友拨开洞口的灌木丛，看到里面蜷缩着一个头发像乱草、指甲里全是黑泥的枯瘦人影。
当这个“野人”扶着洞壁颤颤巍巍站起来，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高地仍在控制中”时，在场的硬汉子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这就不是个人，这是一块被烂泥和血水腌透了的界碑。
1996年，带着一等功勋章和一身伤痛，杨启良回了老家台州。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战斗英雄，找组织要个清闲的职位养老，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
但他偏不，他选了个最琐碎、最容易得罪人的活儿：去工商局干消费调解。
从枪林弹雨到鸡毛蒜皮，这跨度大得离谱。
但他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落差，在他看来，老百姓的钱包，也是阵地。
所以回到开头那一幕，那个瑜伽馆老板威胁他要砸他饭碗，简直就是个笑话。
这人连死人堆都爬出来了，还怕你砸饭碗？
杨启良拿出了当年侦察敌情的劲头，为了那三十个消费者的六万块钱，他连续蹲守了三天，硬是用一套“连环账”把商家的资金流向查了个底掉。
最后逼得那个嚣张的老板不得不把吞进去的钱吐出来。
这事儿在台州轰动一时，大家送了他个外号叫“铁账本”。
他在任那些年，经手处理了259起投诉，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
有人劝他差不多得了，别太较真，容易得罪人。
他总是笑笑不说话，但在心里，那个守着猫耳洞的士兵从来就没退伍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轴劲儿。
这不就是现在的“打工人”思维吗？
拿多少钱干多少活。
但对杨启良来说，这不是工作，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坚守。
二零二一年，这个倔老头还在台州生活着。
那一年他快六十了，腿上的伤疤遇上阴雨天还是会疼，除此之外，他和早起去公园晨练的大爷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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