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25日清晨，北京复兴门外的秋风带着凉意，中央国家机关正在为机构改革做最后统筹。精简、合并、下放，几乎成了那一年每一份公文里的高频词。

就在同一份文件夹里，熊向晖的离休申请也静静躺着。63岁的他原本打算把余下时间用在整理回忆材料——情报线索、外交电报、旧照片，全靠手写梳理，没人料到事情会急转直下。

两天后，荣毅仁拨通了熊向晖的座机：“向晖同志，准备一下，我要上门谈一件新差事。”短短一句，让家里顿时安静。电话挂断，老秘书低声嘀咕：“看来离休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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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很快揭晓。中组部谈话时提到：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元帅几乎同时给中央写了便函，核心只有一句——“他还年轻，应出来做事。”文件语气平和，却句句有分量。

叶帅为什么如此坚持？在他看来，中信公司刚起步，涉外谈判一环扣一环，需要既懂统战又懂市场的人。熊向晖出身情报战线，熟悉西方公司做派，又深谙党内纪律，正合适。

10月9日，任命电报下达：中信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三顶帽子，一肩挑。精兵简政的风口浪尖上，放大编制听上去有些“逆行”，但中央给了绿灯。

刚进中信大门，最刺眼的数字是“206”。按当时核定，部级企业只能60名编制，中信却早已人满为患，还要继续拓展融资、进出口、咨询服务。矛盾摆在台面上，不躲。

熊向晖和荣毅仁对表了一下午：先厘清定位——“拾遗补阙”不足以概括当下职能，必须扩编。可八百人指标明显过头，五百人也偏高，最终折中为四百。方案送国务院，当天批复。

工作节奏被拉到情报战时代的速度。筹资谈判、出国路演、境外开户，一个月里熊向晖飞了七次，常笑称“退休生活提前透支”。有人半开玩笑：“每天穿西装的次数，比当年穿黄呢军装还多。”

1983年6月，他再次提出离休。荣毅仁连夜给总理写信：“经验难得，恳请保留。”总理批示“暂缓”。于是，熊向晖留下，把精力放在制度设计——风险评估、对外合同、外汇平衡，一条条梳理。

两年后，中信海外融资额破十亿美元。很多干部第一次见到外商订货带来的预付款，心里踏实了，也终于理解叶帅当年的那句话。

1985年8月，熊向晖递交辞呈，只卸党组书记，仍保留副董事长。直到1989年1月才彻底告别办公楼。离开那天，他把抽屉里最后一份文件交给档案室，只留下一句：“事情做完了，人就该走。”

回头再看，若没有1982年的那张便函，中信的高起点或许要往后推；而若没有多年潜伏练出的定力，扩编议题很可能在精简浪潮中被淹没。复杂年代里，一封便函、一通电话，改变了机构，也延续了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