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这支队伍在水东地区和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们远离主力部队，孤悬敌后，在无遮无拦的广阔平原上和侵略者开展游击战争，打散了再聚，打垮了再起，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一直战斗到日寇投降。
两天后他到集合地点，只找到了六个人，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几天后马玉堂带的二连也在龙曲北瓦岗附近陈河遭到日本骑兵的袭击，连长负伤指导员王学纯牺牲，伤亡数十人才撤出战斗。
他环顾一下指战员，命令大家先到高粱地里隐蔽，他要只身前往望京楼。他还吩咐战士，一见到王行村口有人挥舞白布，就马上发起进攻！指战员不明白他用的是什么招，但既然已下命令，只能服从。
令人惊喜的是，战士们冲到寨门时发现门前的吊桥已放下。他们踩着吊桥，顺利地冲进了村内，始终沒遇到任何抵抗！
大家进楼一看，只见那些伪警察一个个喝得醉烂如泥，东倒西歪地瘫在凳子上、地上。他们的枪全都被缴，齐刷刷地放在一个墙角里。屋里还有几个村民，手持铁锹、斧头，看管着他们。
战士们从村内找来大摞柴禾，划着火柴，望京楼随即淹沒在熊熊烈火之中。
至于那些俘虏，则丢在了望京楼下，同时丢下的还有一封信，信里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再当汉奸。否则，必遭严惩！
自从水东军分区成立后，日伪的日子更不好过。尤其是孟昭华，天天如坐针毡。但他不甘失败，仍想卷土重来。他积多年失败之教训，深感依靠村镇设据点十分危险，不如找一处僻静的地方。找来找去，最终选定了远离人家的草寺庙。
草寺庙，原是一处庙宇，但也是以它为中心的一个小集市。因为集市以柴草贸易为多，所以把它叫成了“草寺庙”。
从1944年冬季起，孟昭华经过几个月的闹腾，终于在草寺庙建成了一个黑据点。它前不着村，后不临店，距周边村庄少则3里，多则5、6里。地基建在一个高出地面数米的高坡上，寨子修在高坡的腰部，直径约100多米，寨墙厚约3—5米。
靠寨墙的内壕，约5米宽，从壕底到垛口高达10米以上；内壕外还有道外壕，深、宽各5米左右。两道壕沟外面，还各有一道鹿砦。
尤其是在高坡的顶端修有一个约10米高的炮楼，共4层，每层都有枪眼，顶端四周也有垛口和射孔。站在炮楼上，周边村庄乃至人员的活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寨子只有一个南门，门外有座吊桥，昼放夜收；南门的四角，还建有暗堡。平时，孟昭华驻扎在据点里的兵力，有保安队两个连，长岗伪区部一个区队，共约300人；火器配备，有轻机枪和掷弹筒等。
凭借这个易守难攻的黑据点，孟昭华在草寺庙一带干了一系列伤天害理的事。他不断对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进行袭扰，捕杀民兵和进步群众，经常派兵窜到各村派粮派款，抢劫财物，或把乡长、村民抓去，限期用粮款赎回，否则格杀勿论；同时设置监牢，任意抓捕、关押群众，并四处进行反动宣传，欺骗百姓，扰乱人心。
他还把草寺庙当作睢县城里的日伪军的吸血管，不但要周边的群众供应据点内人马的粮草，还把抢来的粮款源源不断地运往城里，供日伪享用。为此，百姓们都恨得咬牙切齿，纷纷表示：“草寺庙据点，像插在抗日军民胸前的一把刀，一定要把它拔掉！”
面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群众的呼声，余克勤、袁振等人决定在麦收之前拔掉草寺庙据点，给守敌以歼灭性打击。
在充分了解敌情的基础上，他和有关同志进行了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虽然我们的兵力比敌人多，但火力并不比敌人强，尤其是既无大炮，又无爆破器材，根本无法摧毁敌人的寨墙和炮楼；敌据点周围视界开阔，白天很难进攻；而晚上一收吊桥，一关寨门，炮楼和寨墙又都放上了哨兵，连接近它都不易。
若做几个高大的马脚（木架子），放上机枪，对敌扫射，用以压制敌人寨墙里的火力，或架上云梯，攀墙强攻，也不行。因为那样不仅伤亡太大，也未必奏效。何况我方这些天在据点周围的活动，敌人早己察觉，并加强了戒备。
大家正感到草寺庙据点简直是个无法下口的刺猬，余克勤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又下达了新命令：三十团去新黄河一带执行另一项任务，这儿只留一个连监视敌人，防止敌人抢粮，至于是否拔掉据点，由三十团自行决定。
4月26日，他让人找来了能经常进出敌据点的赵希书。
远近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有的还即兴编了个歌，被大家传唱着：王团长，计谋高/不用枪，不用炮/ 老虎嘴里把心掏/ 打得真叫妙！
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是水东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日伪军不断地向我进攻、扫荡。我军民经过多次较量终于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水、旱、蝗、汤“四大灾害，顺利渡过新黄河开辟了河西根据地，发展建立了十三个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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