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那个元宵节,平遥城门大开,几十个大活人扛着死人,在日军眼皮底下演了一出空城计

1938年2月13日,这一天平遥没过元宵节。

但他打死都想不通,在那堆散发着血腥味的尸体掩护下,藏着几十个能要他命的大活人。

这帮人里头,有国民党正规军的军官,也有县政府的硬骨头。

这哪是搬尸体,分明是在刀尖上跳贴面舞,赌的就是那一瞬间的灯下黑。

这就得把时间往回倒一倒了。

那会儿的平遥,跟现在咱们去旅游看到的完全是两码事。

现在的平遥也就是个网红打卡点,那时候它可是真正的“金融巨兽”。

你想啊,那是晋商的老窝,日升昌这帮票号就在这儿,手里攥着大半个中国的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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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这就是民国版的华尔街。

可钱再多也没用,盛世的银子是钱,乱世的银子那是催命符。

1938年那个冬天特别冷,日本人的第20师团像疯狗一样扑过来了。

当时守平遥的兵力简直少的可怜,国民党第17军501团就剩个骑兵营,营长叫史殿杰,再加上共产党刚拉起来的一支自卫队。

一个是吃皇粮的正规军,一个是穿粗布衣裳的土八路,平时可能还得掐两架,但到了这会儿,谁也没那个闲心搞内斗。

大家伙儿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让这帮畜生进城。

仗打得那叫一个惨。

日本人不讲武德,飞机大炮轮番轰。

史料上记得清清楚楚,正月十四上午,东南角的城墙就被轰塌了三十多米。

这可是古城墙啊,愣是给炸开了个大口子。

史殿杰是个爷们,带着五百多号兄弟,拿着机枪就堵在缺口那儿硬顶。

我刚翻了下当时的战报,这营长是真把自己当钉子使了,最后身中数弹,死在了那堆砖头瓦砾里。

还有共产党的李洪祥、梁维茂,也都折在里头了。

下午四点,防线崩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平遥城算是见识了什么叫人间地狱

日本人进城没抓着主力部队,那股邪火全撒在老百姓身上了。

这帮鬼子杀人根本不需要逻辑。

后街不到两百米的一段路,那是真的血流成河。

我就举几个例子,听着都让人哆嗦:14号院有个叫赵基华的,就因为不想给日本人带路,当场被打死;隔壁有个八十岁的老爷子杨家宁,躺炕上动都动不了,也给捅了。

最离谱的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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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叫孟启华的老百姓,日本人盘问他,他吓得直点头,结果日本人觉得他“只点头不求饶”,不够孙子,一刀就给劈了。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

城墙上更惨,被俘的士兵被拉上去虐杀,血顺着墙砖往下淌,把灰砖都染成了红砖。

这哪是打仗,这就是纯粹的泄愤。

就在全城都要完蛋的时候,平遥商会会长宋梦槐站出来了。

这人是个人精,但他当时面临的选择太难了:不出来是死,出来就是汉奸。

这老哥子脑子转得快,他看准了日本人想在平遥常驻,想把这儿当后勤基地。

于是他冒死跟日本人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太君啊,您要想在这儿长待,满街臭哄哄的死尸可不行,容易闹瘟疫,到时候皇军也得病。

得赶紧清理清理,恢复市面。”

这话算是戳中日本人的软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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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就同意让他组织人去收尸。

这就是这出“瞒天过海”大戏的开端。

宋梦槐家里地窖藏着三十多号没跑出去的抗日干部和军官。

趁着日本人准许清理街道的空档,这帮人把军装一脱,换上老百姓的破棉袄,混进了抬尸队。

那场面,你想想都觉得后背发凉。

傍晚,天刚擦黑,几十个壮汉抬着同胞的尸体,一步步往城门口挪。

旁边就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眼珠子瞪得溜圆。

只要有一个人眼神不对,或者是脚底下绊个蒜,全队人都得交代在这儿。

他们每个人肩膀上扛的是死去的战友,心里扛的是活下去的希望。

日本人看着这群灰头土脸的“苦力”,嫌弃地挥挥手,示意赶紧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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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这支队伍扛着尸体,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平遥城门。

那一刻,生与死的界限,就隔着几个鬼子的刺刀。

用死人的身躯给活人铺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悲凉的过关方式。

出了城,把遗体安葬在乱葬岗后,这三十多号人趁着夜色钻进了青纱帐,活下来了。

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四,本来该是家家户户挂灯笼、吃元宵的日子。

但这之后的好多年,平遥人过这天都不过节,家里也不敢点灯,老一辈人只会偷偷在墙角烧几张纸。

这事儿过去八十七年了,现在的平遥古城又热闹起来了,满大街都是拍写真的游客。

但我总觉得,走在那城墙根下的时候,脚步得轻点。

因为那地下的每一寸土,当年都喝饱了血。

那个没有元宵灯火的夜晚,那场拿命做赌注的突围,比任何电视剧都要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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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风一吹,那群消失在夜色里的背影,好像从未走远。

参考资料:

晋中地委党史研究室,《晋中党史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平遥县志编纂委员会,《平遥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