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16日,张学良竟然出现在蒋介石的葬礼上。
这时候的张学良,已经被软禁了多年。自从1936年西安事变结束,他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过自由。一开始他被软禁在浙江奉化溪口,后来又转到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武汉失守后,又搬到湖南沅陵、贵州修文的阳明洞,在西南的大山里来回转移,始终没能逃出去。1946年11月,没提前说一声,他就和赵一荻被秘密送到了台湾,从此开始了更隐蔽的软禁生活——先在新竹县的井上温泉,后来短暂搬到高雄,1950年又搬回井上温泉,在这片远离城镇的深山里,一住就是十几年。
在井上温泉的日子,是张学良被软禁期间最苦的一段。那里被大山围着,和外面完全隔绝,买东西很不方便,他就自己开垦菜地种青菜,养几只鸡鸭贴补生活;没有现成的衣服穿,赵一荻就拿起针线给他做;晚上没有电灯,只能靠油灯的微光过日子,几年下来,他的听力和视力都差了很多。心里的烦闷比生活上的苦更难熬,大多数时候,他只能逗逗屋子角落的小猫打发时间,或者对着远山发呆,连和人随便聊天的自由都没有。
负责监视他的特务刘乙光定了很严的规矩:白天特务要站在房子十丈外守着,晚上就挪到卧室窗户外面;外面的宪兵更是三步一个岗、五步一个哨,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他能活动的范围只有200米,还只限于白天,天黑后就不能踏出房门一步。就算要见老朋友,也得提前跟特务报备,得到允许才能见,来往的人很少,只有张群、张大千等少数几个老朋友能偶尔来看他。
三十八年里,张学良从意气风发、掌管东北军的少帅,熬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身边始终只有赵一荻陪着。赵一荻陪他走过深山里的孤独住所,熬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帮他洗衣做饭、陪着他读书抄书,他研究《明史》的时候帮他整理资料,他信了基督教后就和他一起读《圣经》。1964年,为了遵守教规,张学良和远在美国的于凤至和平分手,跟赵一荻正式结婚。当时的婚礼只请了十几个亲友。
这次能来参加蒋介石的葬礼,不是官方邀请的,而是宋美龄特意批准的。回想当年西安事变后,也是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反复说情,他才没被重罚,从军事法庭的判决里保住了性命,这份情分,宋美龄一直没忘。对张学良来说,这次批准不只是能公开露面的机会。
轮到张学良献花圈的时候,他轻轻抬手,示意随从把提前准备好的挽联拿上来。这是一幅用宣纸和黑墨写的亲笔字,写字的时候,赵一荻特意在旁边扶着纸边,怕他因为常年伏案写字、手指有点抖,把字写歪了。挽联展开后,十六个大字一下子映入大家眼帘:“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字迹有力,没因为年纪大而变差,就这短短十六个字,让灵堂里瞬间安静下来。
站在灵堂旁边的蒋经国,很快就看到了挽联上的字。他正和外国使节握手的动作突然停住,脸色慢慢沉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舒展眉头,朝着张学良的方向轻轻点了点头。
在场的人都心里清楚:张学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这么直白地说出两人的恩怨,换作谁都会心里不舒服。但现在是葬礼,而且挽联上写的都是事实,如果随便发脾气,反而显得没风度。
1936年10月开始,张学良好几次当面劝蒋介石,让他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一起抗日,但每次都被严厉拒绝了。劝了好几次都没用,张学良就和杨虎城决定用武力逼迫蒋介石同意。同年12月12日,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带兵把蒋介石扣押在西安,逼着他正视抗日的要求,最后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联合共产党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他说“作为一个军人,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可没想到刚下飞机,就被限制了自由,后来还被军事法庭审判,最终被判“严加管束”,这一管,就是大半辈子。张学良一直觉得,自己能保住性命,全靠宋美龄的保护。
张学良写的这十六字挽联,说尽了他和蒋介石半生的恩怨。“关怀之殷,情同骨肉”,说的是早年蒋介石对他的看重和厚待,两人曾经以兄弟相称,蒋介石还把重要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则直白地说出了后来两人的立场分歧——因为在抗日和“剿共”的主张上不一样,最后才闹到兵谏反目的地步。
献完花圈,张学良的目光在蒋介石的遗像上停留了一会儿,之后转身离开。
葬礼结束后,对张学良的限制虽然还在,但比蒋介石在世的时候明显松了很多,他和老朋友来往也多了起来,终于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重新享受一点和人交往的乐趣。
1990年,被软禁了五十四年的张学良终于正式恢复自由,1995年他远赴美国夏威夷定居,和分开多年的儿孙团聚。晚年的他不再管政治上的事,每天读《圣经》,有空就和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偶尔还会接受媒体采访,平静地讲述那段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往事。他和赵一荻一辈子相互扶持,直到2000年赵一荻去世。
之后张学良的身体就越来越差,2001年9月28日,他因为肺炎引发呼吸衰竭,被紧急送到夏威夷檀香山的史特劳比医院治疗。虽然医生全力抢救,但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10月14日,他在医院安详地去世,享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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