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开国中将，死后遗体被冻十二年，只因一桩莫须有的罪名。他曾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从革命战争到国防建设，每一步都走得坚定，却在晚年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直到离世多年才得以沉冤得雪。
他出身河南安阳农家，不满六岁上学，初中因缴不起学费辍学，十四岁到铁货商店当学徒，看不惯老板的贪婪苛责，十五岁考入冯玉祥西北军无线电学校。1931年12月，他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起义中还协助控制反对起义的军官，之后在红五军团负责通信工作。长征路上，他历任红一军团参谋、补充团团长等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障情报传递，还摸索出挖壕沟逼近敌人的战术雏形。
抗战时期，他在115师担任作战科科长，参与平型关大捷，后来升任参谋处处长，随部队进入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1943年7月，他在湖西军分区组织“反碉堡战役”，把“交通壕近迫作业”战术用得淋漓尽致，两天内攻克一百三十多个日伪军碉堡，歼敌近万，自己这边伤亡才百余人，连毛主席都称赞他在鲁西南搞得有声有色。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率部参加鲁西南、淮海、渡江等一系列战役，在鲁西南地区拖住敌人一年多，为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争取了宝贵时间。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空军参谋长，协助刘亚楼组建空军，而空军直到当年11月11日才正式成立。1951年7月，他随徐向前赴苏联商谈装备订货，原本双方初步议定的是米格-9战机，可美军已在朝鲜战场部署F-86，米格-9性能根本不匹敌，他据理力争，甚至和苏方参谋总长拍了桌子，最后在斯大林干预下，以米格-9的价钱买到372架米格-15，为抗美援朝空战筑牢基础。1953年2月，他升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来还曾赴苏谈判，又争取到673架各型飞机及配套装备。
1960年4月，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后来升任院长，之后又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和钱学森搭档投身导弹与卫星事业。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技术资料，他带领科研人员靠算盘计算参数，白天泡实验室、晚上睡车间，1960年11月成功组织发射“东风一号”导弹，后续又主持“东风二号”“东风三号”等导弹研发，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相关工作，为“两弹一星”工程耗尽心血。
1981年他获释，1982年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作出决定，认定他犯有相关罪名但“情节较轻”，免予起诉，责令退役。这份含糊的结论成了他心中解不开的疙瘩，此后多年，他住在北京西郊普通平房里，桌上始终摆着导弹草图，一遍又一遍写申诉信，哪怕大多石沉大海，也从没放弃讨回清白。
2005年9月25日，九十一岁的他在北京病逝，临终前紧紧拉着子女的手嘱托：“一定要等组织上对我做出最终结论，才能将我下葬。”子女们遵从遗愿，把他的遗体存放在301医院的恒温冷柜里，这一等就是十二年。这十二年里，家人整理他的军功材料，一次次跑相关部门递交申诉，不管别人怎么劝放弃，都始终坚守着老人的遗愿。
一位为国家奋斗了一辈子的功臣，本该安享晚年，却蒙冤半生，连死后都要在冷柜里等待十二年才能入土为安。历史有时候会出现偏差，但那些真正为国家和人民付出的人，终究不会被遗忘。当迟到的正义终于到来，我们告慰的不只是一位英雄，更是在守护一种底线。这样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该如何避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不让历史的遗憾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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