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咸丰九年，一道加急密旨冲进了武昌总督衙门。
皇帝这次是真急眼了，字越少事越大，这如果不拦着，左宗棠那个只有举人功名的脑袋，当天下午就得搬家。
这时候谁敢去触霉头？
这事儿吧，真要说起来，还得从左宗棠那张“臭嘴”和那只“贱脚”说起。
那是咸丰八年的事儿了。那时候左宗棠还不是什么大将军，就是个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底下混饭吃的“师爷”。虽然名分上就是个临时工，但这家伙脾气大得没边，在湖南官场，他基本上就是“二把手”，甚至有时候比一把手还横。
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燮来拜见巡抚。这樊燮好歹也是朝廷二品大员，手握兵权的武官。按规矩，武官见文官要行礼，但没规定二品大员要给一个“举人师爷”磕头吧？
结果樊燮进门一看，左宗棠大刺刺地坐那儿，眼皮都不抬。樊燮心里那个火啊，也没给左宗棠请安。
这下捅了马蜂窝了。左宗棠那是谁啊？那是“今亮”（自比诸葛亮）啊！他当场就炸了，指着樊燮鼻子就开始喷：你也配姓樊？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得请安，你懂不懂规矩？
樊燮也是个暴脾气，回怼说大清律例哪条规定二品总兵要给师爷请安了？
话音未落，左宗棠直接上了脚（也有说是大耳刮子），一脚踹过去，嘴里还骂了一句流传千古的粗话：“王八蛋，滚出去！”
这一脚，踢爽了，但也把天给捅破了。
02
樊燮被赶出去后，那是气得发抖啊。他发誓，这辈子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他没闲着，直接跑去找他的靠山——湖广总督官文。这官文是个满洲权贵，早就看湘军这帮汉人精英不顺眼了，正愁抓不到把柄呢。樊燮这一哭诉，两人一拍即合：整死左宗棠！
一封奏折火速送往北京。这奏折写得那叫一个毒，中心思想就一条：左宗棠就是个“劣幕”（恶劣的师爷），把持湖南官场，贪污受贿，无法无天。
咸丰皇帝那时候正被太平天国搞得焦头烂额，一看这奏折，火冒三丈。好你个左宗棠，一个小小的师爷，居然敢这么狂？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密旨杀人。
消息传回湖南，整个湘军集团都懵了。左宗棠要是死了，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整个湖南的防务、湘军的后勤全都得崩盘。
这下好了，整个朋友圈都动起来了。
03
这时候，就得看人脉了。
湘军大佬胡林翼急得团团转，一边给皇帝写奏折求情，一边赶紧找京城的“公关团队”。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郭嵩焘也被拉了进来。
但光靠他们还不够，必须得有一个说话分量极重、能直达天听的人。
这个人，就是时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的潘祖荫。
潘祖荫是个明白人，也是个惜才的主。郭嵩焘拿着一堆上好的鼻烟壶去找他，把利害关系一说。潘祖荫也没含糊，提笔就写了一道奏折。
这道奏折里，有两句话，那是真真正正的“一字千金”，直接改写了晚清的历史：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这话说的，太有水平了。把左宗棠的命，直接和国家安全绑在了一起。咸丰皇帝一看，冷静下来了：是啊，现在太平军闹得这么凶，湖南要是乱了，大清不就完了？
再加上肃顺等人在旁边敲边鼓，咸丰帝终于松口了，既然这小子这么能干，那就留着先用用吧，要是干不好再杀。
就这样，左宗棠的脑袋保住了。
04
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左宗棠一路开挂，平定太平天国，收复新疆，成了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威风八面。
但是，左宗棠这个人，有个特点：傲归傲，但他记恩。
潘祖荫救了他一命，这恩情怎么报？送钱？太俗，而且左宗棠自己虽然经手千万军饷，家里其实挺穷的。送官？潘祖荫官比他还大。
那几年，左宗棠一直在琢磨这事儿。
机会终于来了。
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的时候，那是各种剿匪、平乱。有一天，他的幕僚袁保恒（这人是袁世凯的叔叔）神神秘秘地搬来个大家伙。
左宗棠一看，眼睛都直了。
这玩意儿是个青铜鼎，个头巨大，造型沉稳，里面还密密麻麻刻满了铭文。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盂鼎”。
这鼎的身世，那叫一个坎坷。道光年间在陕西眉县出土，刚挖出来就被当地土豪宋金鉴买走了。结果县令周庚盛眼红，硬是给抢了去。后来周庚盛死了，宋家又花大价钱买回来。再后来宋家败落，这鼎就流落到了袁保恒手里。
袁保恒那是为了讨好左宗棠，花了700两银子买下来送给大帅的。
左宗棠虽然是武将，但他识货啊。他知道，这可是西周的重器，无价之宝。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恩人潘祖荫是个“金石痴”，平时就好收藏个破铜烂铁（哦不，是青铜古董）。
05
“就它了！”
左宗棠一拍大腿。这礼物，配得上潘祖荫那句救命的话。
但送这玩意儿可不容易。这鼎重啊，几百斤的东西，从西北运到北京，路途遥远，兵荒马乱的。
左宗棠也是下了血本，光是运费和保镖费，就花了整整3000两白银！那时候，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才几十两，这运费都能买多少条命了？
当大盂鼎运到北京潘府的时候，潘祖荫一开始还以为是赝品——哪有这么大的真货啊？等他仔细一看铭文，整个人都颤抖了。
“伯寅宝藏第一”，这是潘祖荫后来特意刻的印章。他是真喜欢啊，恨不得抱着睡觉。
这笔“人情债”，算是还清了。左宗棠用一个国宝，还了自己一条命，这买卖，不亏。
06
故事到这儿还没完，更精彩的在后面。
潘祖荫死后，家里没儿子，这鼎就传给了弟弟潘祖年。潘祖年死后，这传家宝的担子，就落在了一个女人身上——潘祖荫的孙媳妇，潘达于。
这个女人，不简单。
民国那会儿，世道乱。美国人听说了这鼎的事，直接找上门，开价几百两黄金！那时候的黄金啊，那就是硬通货。
潘家人动心了吗？潘达于就一句话：这是潘家的传家宝，更是中国的宝贝，谁也别想拿走。
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来横的。
抗日战争爆发了，苏州沦陷。日本人对这大盂鼎那是垂涎三尺，三天两头往潘家跑，又是搜查又是威胁。
最危险的一次，日本人直接冲进潘家大院挖地三尺。
潘达于呢？她带着家人，连夜把客厅的地砖撬开，挖了个大深坑，把大盂鼎和大克鼎（潘家另一件国宝）用木箱子装好，埋进去，然后再把地砖铺好，上面堆满破烂家具。
日本人进来了，在院子里到处挖，唯独没想过这宝贝就埋在他们脚底下的客厅里。
就这样，两个弱女子（潘达于和她的女儿），守着这两口大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担惊受怕地过了十几年。
07
1951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
上海博物馆收到了一封信。信很短，但分量极重。
写信的人正是潘达于。她说，这两口鼎，我是守不住了。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觉得把它们交给国家，我才放心。
这一年，潘达于把大盂鼎和大克鼎，无偿捐给了国家。
没有要一分钱，没有提一个条件。
大家想想，当年左宗棠花3000两运费送出去的宝贝，美国人出几百两黄金买不走的国宝，就这样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现在，大盂鼎静静地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
你站在它面前，透过那冰冷的青铜，仿佛能看到咸丰九年左宗棠那愤怒的一脚，能听到潘祖荫那句力挽狂澜的奏折，更能感受到潘达于在日军刺刀下守护国宝的那个惊魂之夜。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
当年那一脚踢出了仇恨，却也踢出了一段旷世奇缘。
人这一辈子，权势也好，财富也罢，最后都带不走。
左宗棠带不走他的官位，潘祖荫带不走他的收藏。
但那个把国宝上交给国家的决定，让这故事有了最硬气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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