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傍晚,桂林上空雾锁群山,编号B-266的“三叉戟”2E客机在云层中缓缓下降。驾驶席里,机长陈怀耀对副驾驶陈再文说了一句:“再文,雾有点大,多留神。”两人都出身空军,转到民航后飞过无数航线,却对这条广州至桂林的新线并不算熟。塔台信号忽明忽暗,山影若隐若现,一切都比训练场景复杂得多。

就在同一时刻,北京西郊的军队大院里,六十七岁的陈锡联吃过家常晚饭,正在客厅翻看作战笔记。他已习惯在纸上记录日常琐事,自嘲是“退休后还打仗”。电话铃声陡然刺破夜色,家人神色骤变,短短几句通话掠过,却像一记闷棍砸在众人心头——次子陈再文的航班失联,官方初步认定机毁人亡。

“是飞行员嘛,没办法,部队的事我来处理。”陈锡联放下话筒,只这么一句,转身扶住险些晕倒的妻子。旁人听来硬得近乎冰冷,可家里人都明白,这番话是他用来给自己下命令:先稳住,再办事。几十年枪林弹雨,把泪水磨进了骨子里。

要明白这份克制,要把目光拉回到一九一五年的湖北黄安。陈锡联出生那年,家里只留得一间茅屋。父亲早逝,母子俩靠给地主放牛糊口。童年的鞭打和饥饿,像烙铁般把“反抗”二字深深刻进少年的心。十四岁那年夜跑游击队,拿起枪的那一刻,他就跟生死做了买卖。

红军岁月里,最危险的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光山街头那顿炸油条和鸡血汤,被“肃反”头目歪曲成“吃喝委员会”。枪口架好,子弹已上膛,关键时刻徐向前一句“放了”,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条捡来的命,让他更知道战场无常,也更信服组织与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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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阳明堡夜袭,他带着769团炸毁日机二十四架,靠步枪手榴弹抢下一片天。蒋介石罕见地给了两万大洋嘉奖,八路军上下都知道这位“陈大胆”。随后的解放战争,他一路打到淮海、渡江,再到西南边陲,勋章与伤疤一样多。

朋友里最谈得来的要数陈赓。延安党校同桌,两人一个寡言一个健谈,却能合拍到偷摘朱老总门前果子。陈赓笑闹:“要不是你已成家,我把小姨子介绍给你。”话说着玩,没料数年后成真。原配早逝,陈赓便真把妹妹王璇梅牵给了好友。两个陈姓将军从战友变亲戚,前线戏称“双陈合璧”。

婚后四个孩子,陈锡联管得严,“别拿将门之后自居”说得耳朵起茧。长子再强走后勤系统,三子再方钻武器装备,后来当到中将,都靠一步步熬。次子再文最爱天空,十六岁报考飞行员,拽着父亲的军装纽扣说:“让我上高空,我不怕。”陈锡联拍拍他肩膀,只回一句“记得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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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民航急缺熟练机组,空军三十四师抽调人机支援,训练有素的再文顺理成章被借调。飞“三叉戟”这种英制客机,需要既懂军用仪表又熟民航程序,他正好合适。有意思的是,同事背后叫他“拼命三郎”,因为他飞完任务还钻进资料室琢磨失速曲线。

灾难往往躲在细节里。那天下午,桂林大雾,塔台回话含糊,机组自降高度到一千五百米,再文记录风向时还提醒机长“别低了”。谁也没想到山峰抬升得那么快,外加低空风切变推了一把,飞机瞬间被拽下去二三百米。下午四点五十分,机体与山体碰撞,剧烈爆燃撕裂寂静山谷,机上一百一十八人无生还。

空政部门连夜派人赶到北京。电报送到陈家时已近午夜,院里灯火通明。工作人员刚开口,老将军抬手制止:“人没了,我明白规矩,你们先忙,我来稳住家属。”短短一句,让在场年轻军官鼻子一酸。试想一下,一个父亲压下本能悲恸,只因为肩膀上那排星徽提醒他——作风,仍须硬朗。

后事办得简单而周到。骨灰安放处没有花圈铺天盖地,只有一面蓝底红星的空军旗。陈锡联站在那旗前,轻声自语:“老二,任务完成得好。”旁人听不清,他却仿佛又看见少年再文第一次驾驶歼-6时,对着跑道尽头挥手的模样。

一九八六年,陈锡联卸任炮兵司令离开军委常规岗位,身体已不如当年。他很少提起那场空难,只偶尔拿出再文留下的飞行日志,指着密密麻麻的英文标注说:“这孩子,比我会写。”言语平淡,却挡不住眼眶微红。

金戈铁马半生,陈锡联经历过枪林弹雨,也承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重创。对他而言,牺牲从来不是抽象名词,而是家庭谱系里一行行真实姓名。1982年那句“他是空军嘛,没办法”,不是无情,而是一个老兵对使命最后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