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4日傍晚，京城天色早早昏暗，西花厅却灯火通明。刚刚凭特赦令获得自由的杜聿明、宋希濂等十余人走进客厅，淡淡暖气驱散了寒意。片刻后，一辆小轿车停在门前，车上下来一位身形瘦削、戴深度近视镜的长者——溥仪。他脚步放得极轻，好像生怕惊扰到什么。
周恩来伸手相迎，目光在众人之间来回，先聊健康，再问家事，气氛很快活络起来。得知杜聿明不过55岁，总理微笑提醒：“年纪不算大，好好干，还来得及补课。”杜聿明惭愧低声：“学生对不起老师。”周恩来拍拍他的臂膀：“当老师的也有责任。”一句笑话卸下多年重负。
房间最安静的人是溥仪。黄埔师生在旁回忆沙场旧事时，他插不上话，但仔细倾听。很快，总理把话题转到这位末代皇帝的身上，问起满族礼仪，又笑谈旧京风俗。陈毅顺势打趣：“早年在北平读书时，我还是他的臣民哩！”众人爆笑，溥仪也弯腰连连致意。
谈话持续两个多小时。末了，周恩来叮嘱：“你们是标兵。要给社会留下新形象，多看书，多思考。”他特意强调《毛泽东选集》，并提出先安排参观、听报告，而后再考虑具体工作。众人点头，眼中有亮光。
四天后，西花厅的嘱托迅速落实：北京市民政局把第一批特赦者统一安置在崇内旅馆。单人小房间、公共食堂、统一学习计划，一切井然。周恩来还派了秘书常驻旅馆，递送文件、联络医疗。昔日敌阵中的对手，从此成了同桌吃饭的室友。
1960年1月初，这群“新人”已经参观了电子管厂、民族宫、清华大学。只有两个地方尚未列入行程：农业机械厂和故宫。杜聿明向溥仪开玩笑：“老兄，当向导的机会来了。”溥仪心里犯嘀咕，紫禁城是自己童年的天地，如今却要“买票入内”，滋味复杂。
2月的一天，溥仪、杜聿明、沈醉结伴从东四骑车出发，沿中轴一路北行。午后阳光穿过午门檐角，地面泛着金色。三人刚要抬脚踏进检票口，售票员伸臂拦下：“同志们，先买票。”溥仪摘下帽子，轻声：“这是我以前的家……”售票员态度平静：“规定就是规定，溥仪在也得买。”
场面一度静默。杜聿明咳了一声，打趣：“看来您是中国第一个进自家院子还要买票的皇帝。”沈醉附和，“规矩不是坏事，咱们掏钱就是。”三人各付了角票，这才跨过朱红大门。售票员回身整理票夹，似乎并未察觉方才拦住的是怎样的三个人。
午门城楼阴影很长，殿宇琉璃在冬日显得尤为肃穆。溥仪走得极慢，每到一处都扶着栏杆细看。他指着太和殿檐角那串小兽告诉同行：“那叫仙人骑凤，小时候我记不住名字，老师罚抄了十遍。”说完自己先笑。同行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认出了杜、溥二人，却并未围观，只是悄悄议论。
走到金銮殿，沈醉忍不住问：“坐龙椅是什么感觉？”溥仪侧头想了想：“我登基才三岁，哪懂皇权的滋味。记得更多的是怕摔下来。”众人忍俊不禁。讲解员经过，听见这句童言，回头看了看溥仪，未多言，只是朝他点头示意。
出了御花园，午后的阳光已经躲到屋脊之后。杜聿明察觉游人渐多，示意同行离开。走到神武门，溥仪回首望了一眼，呢喃：“故宫更像一座博物馆了，再也不是谁的家。”
特赦人员的参观并非走马观花。回到旅馆，众人围坐写心得。杜聿明记录军事院校背景与清宫陈设的对比，盼能提醒后辈珍惜和平。溥仪则写下：“宫墙今日不再阻隔人民，反倒把历史教训展陈于众，这是皇宫的新生命。”
3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来通知：杜聿明、王耀武、沈醉、溥仪等人被聘为文史专员。杜、王二人擅长口述战史，溥仪则主攻清宫掌故。周恩来钦点的安排妥帖而周到——让昔日的战犯，用亲历者的身份为后世补齐史料空白。
1961年起，他们分赴各地调研。杜聿明在红星人民公社体验农机推广，写下《河南曲折行记》；溥仪常驻植物园，学习分类学，工作间隙继续撰写《我的前半生》。
1964年春，几位昔日将领随中直机关队伍登上井冈山。面对黄洋界云雾，杜聿明轻叹：“只有站到这儿，才懂什么叫星火燎原。”溥仪写在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更为简短：“井冈雪，最能洗尘。”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病逝于北京积水潭医院，享年61岁。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南京离世，终年77岁。一个皇帝，一个将军，两段截然不同的起落，却因特赦、因故宫门口那张小小门票，静静交汇在共和国的年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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