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23日清晨，沪宁线上的一节硬座车厢被薄雾包裹。列车刚过镇江，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一直倚窗不语——他就是67岁的开国少将肖永银。许世友去世的消息是前夜才传到他耳边，他顾不上与家人多说半句，连夜登车，只求抵达南京时棺盖尚未合拢。
抵达雨花台路口时，追悼大厅内烛光摇曳，黑底白字的横幅在空调风里轻轻抖动。肖永银快步上前，望见许世友的遗像，双膝一软，差点跪倒。身旁的田普扶住他，两人相视红了眼。田普哽咽：“老肖，首长走得匆忙，后事繁杂，你得多操一操心。”这句话不长，却像一颗滚烫的石子落进肖永银心湖。“这是我该做的。”他声音低沉，却掷地有声。
灵堂外的桂花香被秋风吹散，肖永银记起十二年前的机场一幕。1973年3月，南京—广州航班起飞前，许世友把他拉到舷梯旁，语气罕见严肃：“人老了，总得想到那天。百年以后，帮我照看这个家。”说完摆手上机。那句半玩笑半托付的嘱咐，此刻成了现实。
追悼会结束已是深夜。肖永银没回宾馆，他走到军区老招待所门前，灯光斑驳。这里原是许世友的旧居，当年对调军区时，许世友拍着窗棂说：“房子还是招待所的，留给后来的同志。”一句轻描淡写，却透出山野出身军人对公物的分寸。想到这些，肖永银鼻头发酸。
次日清晨，他开始张罗安葬事宜：报批运灵车、联系信阳新县的军分区、准备简单石碑。忙碌间，他忽然想起1967年的那通电话。那年夏天，无锡湖面水汽氤氲。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在电话里只说一句：“来玩两天。”肖永银心里门清：请帖是尤太忠递的，真正喊人的是许世友。果不其然，见面后许世友一句“部队情形如何”便切入正题，把复杂局势梳理得一清二楚。席间他豪饮绍兴黄酒，末了拍拍桌子：“装甲兵是块硬骨头，你给我盯牢！”那副“有事你先顶着”的架势，此刻仿佛仍在眼前。
记忆继续后退，停在1951年的开城前沿。第三兵团司令许世友刚抵朝鲜，行李里只有一箱当阳大曲。泥棚里冷得厉害，他挨个给十二军、十五军的师长斟酒：“北风苦，把喉咙烫热，炮声就不吓人。”肖永银举杯凑过去：“首长，还记得川陕那位小号兵吗？”许世友盯着他几秒，突然大笑：“原来是你这个娃！”酒杯叮当，两人把多年战火化成一句笑谈。
要追根溯源，还得回到1935年春天的大岗山。那天清晨，川军冲锋号在雾气里刺耳嘶鸣。17岁的号长肖永银从半掩的壕沟跳出，一口气向团长张昌厚请命：“给我两个连，我顶下去！”枪响如豆，山坡乱石翻滚。正当他率队猛追，流弹击中背部，人即刻昏迷。按伤亡规定，这种重伤员应留在当地民舍。张昌厚踟躇不决，许世友路过，听完情况挥手：“抬上，跟队伍走。”简简单单一句，救下一条命。多年后闲谈，许世友摆手：“那会儿谁知道你能扛到今天？”话虽随意，恩情却实打实存在。
四十年转瞬即逝。如今，许世友的骨灰要回到河南新县东湖村。按照生前遗嘱，墓碑只刻“许世友同志之墓”七字，不写军衔，不标职务。对这个决定，田普曾犹豫，肖永银劝道：“首长活得豪迈，走也要干脆。碑上多一行字，他反而不自在。”田普点头，泪落无声。
11月初，新县山路泥泞。灵车停在村口，乡亲们站成两排，捧着野菊和自家酿的高粱酒。八十岁的许老伯颤巍巍地举杯：“司令，回家了。”庄稼汉的敬意，朴素得让人心痛。安葬仪式未放礼炮，只是在坟前摆了三坛酒。肖永银替田普扶正花圈，抖落尘土，退后三步，敬了一个军礼。山风穿过松枝，呜咽似的，像是在回应。
处理完全部手续已是深夜，他一身沉默坐在县城招待所走廊。窗外没有月光，只能听见远处犬吠。同行的战友轻声问：“累了吧？”肖永银摇头：“首长一辈子护犊子，今天总要替他把事情办妥。”说罢闭目，椅背轻轻摇晃。
翌晨，他搭乘军车离开。公路两侧是层林尽染的大别山，雾气缠绕。车过信阳东大门时，司机问要不要停一停，老人摆手：“走吧，首长已安稳，我也该回去了。”话音平淡，却把情义泄露殆尽。
当年的红小鬼如今鬓霜满头，许世友的石碑静卧山间，没有豪言，也没有喧闹，只有郁郁松风。有关两人的故事，就此收尾，埋在泥土里，留给后来人去听风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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