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初，仰光电台传来的滚滚炮声夹杂着催命似的报捷密码，滇缅公路另一端的重庆却陷入了尴尬的静默。此刻的蒋介石拿着美国将领史迪威的急电：“远征军崩溃，中国究竟有没有能指挥作战的将军？”几乎没有客套，只有怒火。短短一句，“有没有会打仗的将军”，让蒋介石的脸色沉到谷底。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仅两个月便减员三成七，罗卓英被史迪威赶回重庆当了替罪羊。败局还未收拾，当面质问已摆上桌面，蒋介石不得不重新物色“救火队长”。他最先想到陈诚，结果陈诚到印度不到十天高烧不退；再想何应钦，却被参谋本部一票否决。名单翻来覆去，停在一个名字上：卫立煌。
卫立煌那时闲居成都。蒋介石曾因他与八路军关系密切，而把他从第一战区调回后方。赋闲的日子里，他不进官场，只在武侯祠漫步，看报纸、听广播，偶尔同冯玉祥闲谈。冯玉祥拍拍他的肩膀开玩笑：“俊如，你这把年纪，不上战场荒废才华可惜。”卫立煌只回一句：“未必有人请我出山。”谁料半年后，电话铃声真的把他从成都唤到了昆明。
6月的昆明骄阳似火，龙云亲自到机场迎接。地方实力派给面子，卫立煌很快把远征军司令部从楚雄前移到保山马王屯，距离怒江前线不到百公里。司令部的第一份文件不是作战命令，而是整顿番号、归并编制：驻印军、新编第一军、第二百军全部合并入远征军序列，后方辎重改由美军后勤支援中心接管。不到两周，杂牌部队焕然一新。
同年11月，英军因“高地”战役被困印度伊洛瓦，在加尔各答求援。罗斯福致电重庆，明确要求中方出击滇西牵制日军。卫立煌拟定怒江突破计划，电话连线重庆。蒋介石在听筒里一再追问：“若日军由缅北回援，怎么办？”卫立煌只答两个字：“有策。”半小时后命令批准，远征军全线准备。
1944年5月11日拂晓，三个先遣团悄然泅渡怒江。山雨瓢泼，火炮声被雨幕吞没，等到日军发现，主力部队已绕至龙陵北侧。半个月后，龙陵被中国军队拿下，这是滇西反攻的第一块硬骨头。接着，腾冲、松山、八莫相继拿下，一条横贯中印的运输脉络渐渐成形。
有意思的是，这时蒋介石又急了。1944年12月15日，八莫刚刚易手，他就连发三道电令要求速攻畹町。卫立煌仔细推算补给、兵员、季节，一再回电“暂缓”，却换来一句国骂。第三封电报到了，他干脆不吭声。两天后，蒋介石怒不可遏再度催促，卫立煌才无奈部署。12月28日拂晓，远征军顶着冰雨发动冲锋，战至1945年1月20日才拿下畹町，士兵冻疮、缺粮的情形比枪伤更普遍。
2月4日，中印公路全线贯通，盟军记者在保山采访卫立煌。有人问：“最大困难是什么？”这位五十岁的陕西汉子笑得腼腆：“难在坚持。”言语朴素，却让跟随一路的翻译热泪盈眶。
胜利消息飞到重庆，蒋介石当即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还安排卫立煌出任陆军副总司令。看似高升，却是把他推向“远离前线”的办公桌。卫立煌心知肚明，却笑纳；之后的半年，他索性娶了从美国归来的韩权华，一段四年书信情终成眷属，婚礼上龙云作主婚人，场面倒也风光。
抗战结束后，局面骤变。国共和谈破裂，蒋介石着手部署内战，对于与共产党关系友好的卫立煌明显顾忌。1946年秋的一次宴会上，蒋介石装作随意地问：“俊如，你不是要去美国考察吗？”卫立煌摇头，蒋介石转身吩咐陈诚：“立即安排。”于是，这位远征军统帅摇身一变成“军事考察团”团长，十一月登船赴旧金山。
美国之行，卫立煌跑遍军校、工厂、兵工署，写下厚厚的笔记，也顺道去了瑞士、法国。表面上充电，实则被“请”出国门，远离国内战场。1947年底，东北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频频来电催返：“局势险峻，速归！”卫立煌推托健康不佳、签证未办。僵持到1948年初，他终究还是回了沈阳，接手东北行营；此后战事败北，被调离指挥岗位，寓所外一层警戒直至1949年。
史迪威当年那句尖锐的质疑，像一根刺扎在多方人心。远征军的惨败与翻盘，也正是这根刺反复摩擦的过程。有人被刺痛，有人学会忍痛，有人则被刺得远离战场。卫立煌，一介将才，起伏沉浮之间，成败并存，他在缅北写下的战功终究无法化解政治层面的猜忌。这便是抗战后期那支远征军留给历史的一段曲折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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