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台北的一所宅邸里，气氛压抑。
这会儿的他，早没了当年“五虎上将”的威风，活脱脱就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寓公。
看着床边那一圈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儿女，这位曾经佩戴二级上将军衔的老人，费尽全身力气，挤出了一句让所有人摸不着头脑的遗言：
“咱们这家人，搞政治实在是不行，往后还是老老实实做买卖吧。”
这话乍一听，像是临终前的悔过。
无论是穿军装、带兵打仗，还是后来撂挑子不干，他心里的那个算盘，始终拨得比枪栓还响。
把日历往前翻三十年，回到1944年。
那是个多事之秋，日本人发起了豫湘桂战役。
最后的结局大伙儿都清楚：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整整38座城池，全让人家给端了。
38座城是个什么概念？
这相当于不到一天就丢一座。
反应迟钝，动作笨拙，别说组织反击了，连逃跑的速度都赶不上日本人追击的脚程。
当时有人气得骂他是“僵尸”，占着茅坑不拉屎。
蒋介石更是气得脸都绿了，一纸令下，直接摘了他的乌纱帽。
要知道，在国民党那个圈子里，他可是顶着“飞将军”名号的人物。
早些年的东征、北伐，还有中原大战，哪一场硬仗他不是冲在最前头？
部队拉得快，打得刁，经常把对手搞得晕头转向。
一个以前飞来飞去的“飞将军”，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一具挪不动的“死僵尸”？
道理其实特别简单：当年的那笔账，和现在的这笔账，算法变了。
搁在那年头，这绝对是个让人眼红的“金饭碗”，多少人挤破头都想钻进去。
他嫌这个位置“盘子太小”，没啥增值空间。
那种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熬日子的活法，不仅来钱慢，而且天花板在那儿摆着，一眼就能望到头。
于是，他干了一件在旁人看来简直是脑子进水的事：扒掉身上那套上校军服，跑去报考刚挂牌的黄埔军校。
从“总监部上校”变成“黄埔军校学生”，这在行政级别上简直就是高台跳水。
换做一般人，打死也不可能做这种亏本买卖。
在这个地方，哪怕只是个学员，只要能让蒋介石多看一眼，将来的回报率那是上校参谋的一百倍、一千倍。
这是一笔教科书级别的“风险投资”。
据说他特意养成了一个早起的习惯，而且起得比鸡还早。
为啥？
因为蒋介石这人有个毛病，爱早起。
这一招还真就灵了。
没过多久，他不仅进了第一期第二学生队当区队长，还顺手捞了个上尉军事教官的差事。
虽说只是个上尉，比之前的上校矮了好大一截，但他现在的身份是“天子门生”。
这笔买卖，让他赚翻了。
可偏偏生意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到了战场上更是这么回事。
谁知道这一脚踢到了钢板上——他对面站着的是毛主席和朱老总指挥的红军主力。
转头到了1932年淞沪抗战，他跑去增援十九路军，结果又是跟日本人顶牛，最后没办法，签了个停战协议草草收场。
他嘴上骂骂咧咧：“这日本人，不就是几个穿着黄皮跑来跑去的家伙嘛…
结果咱们连个输赢都没整明白？”
这话听着是抱怨，其实心里头早就转了向。
年轻那会儿敢玩命，是因为玩命能换来前程。
现在高官厚禄都有了，再去跟红军、跟日本人硬碰硬，赢了那是本分，输了可是要掉脑袋、丢地盘的。
风险系数太大，利润空间太小。
既然“枪杆子”这条路走不通了，那就换个活法——“嘴皮子”。
与其在战场上跟敌人死磕，不如在官场上把蒋介石哄高兴了。
反正给谁干不是干？
保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荣华富贵才是硬道理。
从这会儿起，那个敢打敢冲的“飞将军”算是彻底那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精明到骨子里的官僚商贩。
看着是重用，其实就是个烫手山芋。
那会儿的西北，除了有红军，还盘踞着个“西北王”胡宗南。
那可是蒋介石的心头肉，虽说名义上是副手，可手里攥着的才是实打实的兵权。
那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
他私底下跟刘峙发牢骚：“想让胡宗南听指挥？
做梦去吧。
咱们想跟着他混口饭吃，都摸不透他那一肚子坏水。”
既然惹不起，那就躲远点。
既然权抓不住，那就抓钱。
生活上那叫一个奢靡，名声臭得迎风飘十里。
可在捞钱这门手艺上，他绝对是大宗师级别的。
他利用手里的职权，大搞囤积居奇，什么赚钱倒腾什么。
他的私人账房先生陆怡霖说过一句让人后背发凉的话：“这账本要是让蒋介石看见了，吓得他得抖三抖。”
连蒋介石都能吓哆嗦的家底，是从哪儿来的？
那都是从抗战的军费牙缝里、从老百姓的口粮袋里抠出来的。
陕西也好，河南也罢，不过就是他开的铺面。
既然是做买卖，那就只谈利润，别扯什么情怀，更别提什么家国大义。
死守？
部队拼光了，我的老本就没了。
汤恩伯不听话？
那更好，出了事责任不在我。
丢地盘？
反正我也捞够了，差不多该撤了。
于是，就上演了那个月丢38座城的荒唐戏码。
他在地图上留下的哪里是防线，分明就是一连串抛售不良资产的标记。
蒋介石撤了他的职，他反倒长出了一口气。
卸下军权的包袱，正好腾出手来，专心打理这些年搜刮来的万贯家财。
1945年，抗战胜利。
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无缝切换。
毕竟在当将军的最后那几年，他干的本来就是买卖人的活计。
到了1948年，国民党那边眼看着就要崩盘。
这时候，蒋介石还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想把这员老将召回来，给他个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头衔。
他瞅着那个烂得没法收拾的局面，心里那笔账瞬间就有了结果：
这分明就是个注定要破产的公司，这时候入股，那就是去当背锅侠的。
于是，他特别干脆地摆摆手：“谢了您呐，我这把老骨头实在经不起折腾了。”
不光这样，他在回老家的时候，还给乡里乡亲透了个实底：“国民党那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大伙儿还是多想想自己的后半辈子吧！”
这话听着丧气，可全是掏心窝子的大实话。
他脱下军装，换上商人的长衫，摇身一变成了大富豪。
后来的日子里，他在台湾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偶尔想起当年的金戈铁马，他也只是感慨一句：“那会儿，咱也是个人物啊，现在呢，就是个糟老头子。”
话虽这么说，但他心里恐怕比谁都明白：要是当初他像卫立煌或者杜聿明那样傻乎乎地去“尽忠”，这会儿哪还有命在这儿晒太阳？
一个小小的感冒，硬是拖成了急性肺炎。
1974年，眼看大限将至，他对子女说出了那句关于“从政不如经商”的总结。
这句话，不光是对儿女的嘱咐，更是对他自己这一辈子的盖棺定论。
但要是把他看作一个在乱世里经营人生的投机商人，他绝对是“赚翻了”。
他看准了早期的潜力股（蒋介石），把身家性命全押了上去；
他在中期遇到市场震荡（战败）时，果断转型止损（敛财）；
他在大崩盘（1948）来临前，精准套现离场。
只不过这“完美”的背后，是38座沦陷的城池，和无数枯骨堆起来的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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