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红西路军总部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在一场激战中身负重伤，与身边战友被敌军冲散，孤身一人辗转流落至甘肃张掖的红湾寺南山一带。当时他伤口溃烂发炎，疼痛难忍，又无粮无水，饿晕了过去，被正在山中放羊的张老汉发现。张老汉见徐一新虽衣衫褴褛却身形挺拔，身上带着枪伤，又听他说起自己是红军战士，当即动了恻隐之心，全然不顾自身安危，决定出手相救。
张老汉将徐一新藏到自己在山中搭建的临时窝棚里，这处窝棚隐蔽在密林深处，远离大路，不易被敌军发现。窝棚内虽简陋，却能遮风挡雨，张老汉每日往返于家中与窝棚之间，偷偷带来干粮、粗粮和干净饮水，供徐一新充饥解渴。得知徐一新伤口严重，张老汉又上山采集中草药，捣碎后帮他敷在伤口上，还找来干净布条为他包扎换药。
那段时间，马步芳部队时常到南山一带搜捕失散红军，每次听到山下传来敌军的脚步声和呵斥声，张老汉便让徐一新藏好，自己则假装在附近放羊，出面应付盘问，靠着山中百姓的身份和娴熟的应对，一次次帮徐一新化险为夷。在张老汉的悉心照料下，徐一新的伤势逐渐好转，就这样在窝棚里养伤月余，身体慢慢恢复了元气。
伤势稍好后，徐一新深知不能长久拖累张老汉，便向其辞行，决心寻找队伍或是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红西路军的情况。张老汉再三叮嘱他路上小心，又将家中仅存的干粮打包好塞给他，还为他指明了下山的安全路线。徐一新辞别张老汉，一路小心翼翼避开敌军哨卡，行至白水泉附近时，体力早已透支，又饿又累，只能靠在路边休息。恰好此时，放牧青年屈大成赶着羊群经过此地，发现了虚弱不堪的徐一新。
屈大成常年在白水泉一带放牧，对周边地形和敌军哨卡分布十分熟悉，他见徐一新身上有伤，谈吐不凡，便主动上前询问，得知对方是失散的红军干部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从随身携带的皮囊里拿出干粮和羊奶，让徐一新充饥解渴。看到徐一新的伤口还在渗血，屈大成想起自己身上带着一块麝香，当地牧民常用麝香疗伤止血，效果甚好，当即取出麝香，细心地帮徐一新敷抹在伤口处，又用干净羊毛帮他重新包扎。
考虑到天色渐暗，周边常有敌军巡逻，屈大成担心徐一新独自赶路会遭遇危险，便提出先带他回家暂住，等风头过后再做打算。徐一新稍作迟疑便答应下来，随后屈大成搀扶着他，趁着夜色出发，凭着对地形的熟悉，绕开敌军多处明哨暗卡，一路小心翼翼往家中赶。彼时夜色深沉，山路崎岖难行，屈大成既要照顾负伤的徐一新，又要留意周边动静，走走停停，直到深夜才将徐一新安全带回自己家中。
屈大成的家人得知徐一新的身份后，同样没有丝毫畏惧，连忙腾出家中最好的一间偏房让他住下，每日为他准备热饭热菜，悉心照料起居。但好景不长，没过几日，马步芳部队便开始在周边村落大规模搜捕失散红军，挨家挨户清查，风声越来越紧。屈大成一家深知，家中藏着红军绝非长久之计，一旦被发现，全家都将难逃厄运，经过商议，决定将徐一新转移到高台红崖子的表兄万生荣、王立基家中，那里地处偏僻，敌军搜捕相对宽松，更为安全。
随后，屈大成亲自护送徐一新前往红崖子，万生荣和王立基得知徐一新是红军干部，又知晓屈大成一家的难处，当即爽快答应收留。在红崖子的日子里，万生荣、王立基二人轮流照料徐一新，为他寻医问药，补充营养，还帮他打探外界消息，了解红军队伍和党中央的动向。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徐一新的伤势彻底痊愈，身体也恢复如初，心中寻找党中央的念头愈发强烈，当即向众人提出要前往延安的想法。
得知徐一新要远赴延安，万生荣、王立基以及周边相识的周占熊、王尚敏、赵财宝等人都十分支持。他们知道延安路途遥远，一路上需要盘缠和干粮，便纷纷慷慨解囊，有的拿出家中积攒的银元，有的凑出粮食和布匹，很快便为徐一新筹集好了足够的路费和路上所需的物资。考虑到路途艰险，敌军关卡林立，徐一新独自前往太过危险，屈大成主动提出，由他亲自护送徐一新前往延安，众人都十分赞同，又帮二人准备了更多干粮和御寒衣物。
1937年11月，一切准备就绪，屈大成护送着徐一新踏上前往延安的路途。彼时全国抗战已全面爆发，沿途依旧战火纷飞，敌军哨卡密布，二人不敢走大路，只能专挑偏僻的山路、荒野穿行，昼伏夜出，躲避敌军盘查和地方武装的骚扰。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饿了就啃干粮，渴了就喝山泉，夜里便躲在山洞或柴草堆里休息，遇到敌军搜捕时，便藏在草丛或密林里，数次身陷险境，都靠着屈大成的机智和对地形的熟悉化险为夷。历经两个多月的千辛万苦，跨越千里路程，二人终于顺利抵达延安，见到了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抵达延安后，徐一新向组织详细汇报了红西路军征战河西的经历，以及自己被张老汉、屈大成等百姓救助的全过程，对屈大成一路护送的恩情感念不已。后来，经徐一新介绍，屈大成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系统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学成后投身革命工作，在不同岗位上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这段河西百姓与红军的情谊，也成为他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几乎在南山牧民营救徐一新的同一时期，民乐县沐化区境内，时任沐化区区长的孙振铎，也在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着一批又一批失散掉队的红军战士。1937年的民乐县，同样被马步芳部队和地方民团牢牢掌控，境内四处设卡，严查过往人员，但凡发现形迹可疑、口音不符者，一律扣押盘问，不少失散红军在此地被抓，处境十分凶险。孙振铎身为沐化区区长，手握一定职权，却也时刻处于敌军和民团的监视之下，收留红军的风险远胜于普通百姓，但他深知红军是为百姓谋幸福的队伍，面对失散红军的绝境，始终坚守本心，决心尽己所能提供帮助。
为了营救失散红军，孙振铎先是暗中联络区内可靠的乡邻和下属，让他们留意流落境内的红军战士，一旦发现便第一时间向他汇报，再由他统筹安排接应。得知有红军失散将士的消息后，孙振铎会亲自带人悄悄前往接应，避开巡逻的敌军和民团，将红军战士秘密转移至自己家中。他家房屋院落较大，且有多处隐蔽的隔间和地窖，十分便于藏匿，为了不引人注意，他将收留的红军分散安置，避免集中居住暴露目标。
对于藏在家中的红军战士，孙振铎面面俱到悉心照料，每日供给充足的衣食，确保众人能吃饱穿暖。针对负伤的红军，他专门托人前往县城或外地采购药品，还找来当地懂医术的郎中上门医治，为伤员清洗伤口、敷药包扎，尽全力帮他们调理身体。当时红军失散将士大多衣衫褴褛，孙振铎便拿出自家和亲友的衣物，让他们换上干净合身的便服，便于后续转移时掩人耳目。
随着收留的红军越来越多，孙振铎深知，长期藏在家中并非长久之计，一旦被察觉，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这些红军战士也会再次陷入险境。为此，他制定了分批护送转移的计划，先打探清楚周边敌军哨卡的分布和换岗规律，再联系可靠的向导，根据红军战士的身体状况和目的地，分批次护送他们离开沐化区。对于伤势较轻、体力尚可的，便护送他们前往邻县的红军地下联络点；对于伤势较重、行动不便的，便先留在家中养伤，待身体好转后再安排转移；对于想要前往延安寻找党中央的，便为他们指明安全路线，凑足盘缠，确保他们能顺利赶路。
每一次护送转移，孙振铎都亲自规划路线，反复叮嘱向导注意事项，还会提前派人打探沿途情况，排除风险。有几次护送途中遭遇敌军巡逻队，向导靠着孙振铎提前安排的应对之策，谎称是走亲戚的百姓，成功蒙混过关。就这样，孙振铎先后营救失散掉队的红军共计十余名，每一名都被他妥善安置、悉心照料，最终安全护送转移，没有一人因他的收留而暴露身份。
彼时有人劝孙振铎，身为区长，何必冒着丢官甚至杀头的风险收留红军，一旦被举报，后果不堪设想。但孙振铎始终不为所动，他说，红军战士为了打仗救国，抛头颅洒热血，如今落难，自己身为中国人，没有理由见死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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