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凌晨五点，谅山方向的夜空忽然被密集的炮火划开口子，火光照得防御工事里的越军面面相觑。十分钟后，一名越军少尉喘着粗气跑向电话：“情况紧急，中国炮兵已开始覆盖！”这声呼喊，拉开了中越边境局部战争最激烈阶段的序幕。
从中越关系的脉络看，1978年底越南全面倒向莫斯科并武装入侵柬埔寨，中越边境摩擦随之升级。仅1979年2月8日至12日，越军就对云南、广西实施三十余次袭扰，造成34名守边官兵和群众伤亡。中央随后决定自卫反击，2月14日命令下达，17日拂晓，桂北、滇南两路共二十七个师、五十六万官兵越过国境线。
谅山，地处红河谷地北缘，是河内与中国边境之间最后一块“门闩”。越南为了保住这道关卡，紧急调来第3、第346、第338师以及地方民兵合计近三万余人架设火网。越南领导人黎笋在河内反复强调：“谅山不失，首都无忧。”然而，他低估了南下部队的火力密度——步炮协同、空骑迂回、装甲尖刀轮番上阵，许世友集团军在短短八天内撕开防线，3月1日完成合围。
有意思的是，解放军登陆坦克群的使用，在那场战役中首次成规模进入丘陵地区作战。根据公开资料，参战坦克总数约六百辆，即便在战损后仍保持七成战斗力。这支力量后来成为阮克月“纸上推演”的心病，却也是他拼命否定的焦点。
3月4日下午，谅山市区主干道被炮弹削成沟壑，越军残部沿山谷撤退。许世友向前指挥员发出一句简短电令：“拔钉，别恋战。”五个字，意味着战役目标已经达到。中央军委随即于5日下达撤离指示，整个作战时长控制在二十天以内。此时距河内直线距离不过130公里，很多西方观察家估计，按当时装甲推进速度，三天便能抵城郊。
撤军后，越南官方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人民军队报》把解放军主动撤回描绘成“越军赢得伟大胜利”，战场狼藉却被剪掉镜头。阮克月——那场战役中的营级后勤军官，战后摇身变为“专家”，他在河内一家军事期刊撰文声称：“即使中国军队拿下谅山，也不可能跨过130公里的死亡地带。”他的论据有三：一是越南全民皆兵可随时就地动员，二是柬埔寨战场主力十万人可迅速北调，三是苏联太平洋舰队和远东军区可能介入。
乍听有板有眼，细琢磨漏洞不少。首先，谅山到河内并非崇山峻岭，而是丘陵加盆地，方便机械化部队高速机动。其次，越南所谓“北调主力”，要通过长山山脉崎岖公路，短期内根本无法赶到。最后，莫斯科当时忙于阿富汗和与北约的对峙，远东方向的介入力度有限。1979年2月下旬，苏联虽向北部湾派遣舰队，却仅停留国际水域“示威”，并无实质动作。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期间惟一一次高层口头对峙出现在停火前夜。黎笋在电话里向总参谋长武元甲喊道：“河内就是我的生命。”而许世友对身边参谋低声说：“如果中央让打，十天不够？八天足矣。”这几乎成为两国军事指挥官之间隔空较量的注脚。
那么，为何解放军没继续南进？原因主要集中在战略面：其一，战争目的限定为“惩戒”，并不寻求占领。其二，国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需要稳定外部环境。其三，一旦首都失守，越南必然会在国际上采取“受害者”姿态，美苏日东盟舆论立场很可能逆转，这对中国极为不利。冷兵器时代可“直抵黄龙”，现代战争却要考虑政治、经济、外交的系统成本。
后方补给同样是衡量因素。从谅山向南，铁路、公路均为准米轨或碎石路面，大型装甲与重炮需要桥梁加固才能通行。这不仅牵制工兵力量，也拖慢整体节奏。若真把作战时间拉长至数月，双方都将耗入泥潭，战争边际收益骤降。出于成本—收益评估，适可而止成了最优解。
阮克月“日行一公里”的说法，经常被越南媒体引用。可对照实况，解放军在高平、老街方向平均日推进速度达到七公里，只要路线勘测得当，一天突进二十公里并非夸张。再说河内周边航空港、铁路枢纽皆暴露在炮兵半径内，若火力覆盖后再实施装甲穿插，防御系统将被迅速切割。正是看清这一点，越南高层才在3月上旬密电苏联求助，甚至讨论“政府西迁”。
遗憾的是，在国内政治宣传需要和民族情绪裹挟下，越南官方并未诚实面对差距，反而让“阮克月论调”流传数十年。冷静分析，这样的自我安慰对军队现代化无益；讳疾忌医，只会让战败教训被包装成神话，真正的血的代价却躺在无人提及的战场边坡。
回溯那场冲突，谅山之役只是中越多年边境拉锯的一个节点。1984年5月的老山、者阴山高地再次燃起炮火，双方在那条417公里的山地线上整整对峙十年。撤军后陆续统计，越军伤亡保守估计两到三万，而中方因山地特种作战也付出不小代价。差别在于，中国陆军随后进行了被称作“六六式变革”的检讨——信息指挥、合成营制、远火协同都在八十年代中期提上日程；越南则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重新梳理军改思路。
如今翻开档案，1979年桂北、滇南两路总攻计划、弹药消耗曲线、装甲损毁记录都已解密，那些枯燥数字背后，是战略克制与战术威力的同步展演。谅山可以沦陷，河内也并非不能被攻破，但战争目的并不等于城市占领，冷静算账才是真正的胜负手。这一点，阮克月的夸口恰好反证了当年决策的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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