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惨案的背景和经过这样的：
北方两支最强大的势力，国民军（冯玉祥）与奉系（张作霖），已爆发全面战争——国奉战争。
奉军在渤海舰队的掩护下，企图在大沽口登陆，与陆地上的军队，夹击天津地区的国民军。
国民军为防止奉军登陆，在大沽口布置了10枚俄式水雷，封锁航道。
这时候，外国驻京公使团不答应了，他们认为国民军和奉军在天津一带交战，并封锁大沽口航道，严重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恢复航道自由。
冯玉祥已经下野，主持国民军一线工作的临时话事人是张之江，实际在北京发号施令的是前敌总司令鹿钟麟。
迫于压力，鹿钟麟于3月11日拆了水雷，恢复航道，但他要求外国船只通过航道时，要和大沽炮台的国民军事先沟通。
第二天下午，两艘日本军舰“藤”号和“吹雪”号来到大沽口，炮台士兵认为不符合通过要求——日本人之前说的是一艘（“藤”号），现在却来了两艘，说的是上午10点来，现在已经快下午4点了。
而且这两艘日本军舰行驶速度很快，似乎不想停下来让炮台士兵辨认。
炮台士兵怀疑其中一艘军舰，是奉军军舰伪装并尾随进来的——谁都知道，日本人是张作霖的后台，3个月前日军帮助张作霖击败郭松龄，挽救了张作霖的基业。
炮台士兵发空炮示警，要求日本军舰停下来接受检查。
日军在中国牛逼惯了，根本不理国民军士兵的示警，直接以机关枪回应，炮台士兵也开炮还击。冲突中，国民军士兵死伤十几人，日军受伤4人。
事情发生后，日本联合英、美、德、意、荷等《辛丑条约》签字国，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了一系列要求，大致诉求是停止在天津一带交战，无条件恢复航道，除海关之外，停止对外国船只的一切检查。
与此同时，各国军舰二十几艘云集大沽口外，要求北洋政府限期答复。
总之，外国驻京公使团不希望战争影响外国人在华权益，希望京畿一带恢复到战争前的状态。
面对八国联合通牒，北洋政府怂了，同意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恢复自由交通。
北洋政府的外交团队，水平还是很在线的，虽然在国际上吃过亏，但那不是外交团队水平不行，而是国家实力不行。
抛开这一层，北洋政府基本没有因为外交失误而挨打的情况发生，它对前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承认的，也一直在履行，在现实外交中，它老老实实按国际规则行事的，没有激进的口号，没有民粹的倾向。
这种落后但守规矩的做法，让它在20世纪最弱肉强食的时代，没有遭受过多的丧权辱国。
落后，可能会吃亏，但不一定挨打。只有落后且犯浑，才必定挨打。
当然，有一点需要明确：此时国民军占据军京津一带，在枪指挥政府的背景下，北洋政府的名义话事人是临时执政段祺瑞，但实际话事人是鹿钟麟。
北洋政府外交部的重大决策，都需要鹿钟麟拍板。
02
北洋政府想息事宁人，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当时的中国，除了北洋政府外，还有另一个政府——国民党人在广州建立的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的目的，是打倒军阀，推翻北洋政府，以三民主义统一国家，实现民族复兴。
但前期国民党太弱小，为此它搭上了苏联这根线，从苏联获得了大批援助，还用苏联的主义改造了党，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升级。
大沽炮击事件发生时，正是北伐前夕，国民党在酝酿对北洋政府发起致命一击。
相比北洋军阀，国民党更擅长宣传、组织以及群众工作，它在广东之外的地方，都有布局。
在北方，也就是北洋军阀统治地区，国民党都建立了党部，党部之下，设有各种工会、学生联合会、委员会等等，能够动员各阶层的人群，示威、抗议、罢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举个例子，1926年元旦，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盛大阅兵庆祝元旦，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国民政府“太上皇” 鲍罗廷，各军军头蒋介石、谭延闿、李福林等，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港侨恳亲团，以及30万广州市民参观阅兵式。
30万市民参观阅兵后举行了游行，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口号：“拥护总理工农政策”“国民革命万岁”“工农商学兵大联合万岁”·······
这样的“苏式”场景，在我们被“苏式”政治文化洗礼过几十年的人看来，很常见。但在当时的中国，这并不常见，这是刚刚从苏联引进过来的事物，也是北洋军阀无法接受的事物。
这是一种全新的宣传、组织、动员之术，在平时，它体现为几十万个声音汇聚成一个声音，在战时，它体现为一架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
扯远了。
眼下，国民党想借大沽口炮击事件，运动群众，打击北洋政府，它不愿息事宁人，相反，它想把事情搞大。
3月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组织北京150多个团体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发动各界群众，兵分两路，分别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督促段祺瑞政府驳斥八国通牒。
但两路请愿都无果，段祺瑞避而不见，外交部没有能做主的人，去国务院的请愿队伍和卫队甚至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两路人马回来后一合计，决定第二天再上点强度。
3月18日， 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联合组织了5000多人集会（多数是学生），主题是“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运动领袖徐谦、顾孟馀等慷慨陈词，痛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与会人士听完后群情激愤。
大会宣读并通过了八条决议，强烈要求政府驳斥八国通牒，驱逐在八国通牒中署名的外国公使，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八国驻华机关下半旗向国民军死难将士致哀，八国向中国道歉，勉励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等等。
集会之后，下一个项目是游行，但巧合的是，游行总指挥徐谦称自己痔疮出血，提前撤了，顾孟馀、黄昌谷等领袖也借故离开。总指挥由广东外交代表团团长王一飞接棒。
王一飞指挥2000多人向铁狮子胡同国务院进发，一路狂呼口号，一路散发传单。
下午1点多，游行队伍到达国务院门口，要求面见国务总理贾德耀，国务院卫队见人群众多，立即关闭栅门，告诉人群贾总理不在院内。
游行人群不信，更加愤怒。人一愤怒，智商就会下降，尤其是一大帮人一起愤怒的时候，智商甚至会降到负数。
这时，人群后面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冲锋！杀进去！
后面的人开始猛推前面的人，前面的人群开始冲击铁栅门，最前面的人与卫队发生冲撞，起了口角，双方越骂越凶，冲击力度一浪高过一浪，卫队开始朝天鸣枪。
但游行人群没有退缩，继续向前冲击，卫队实弹射击，惨案由此酿成。
听到有人被枪打倒，游行人群才害怕起来，纷纷后退。
这时，人群后面又传来了一个声音：不要散！
这个声音似乎有某种魔力，四散后退的人群，听到这个声音后很快又汇聚到一起，继续向铁栅门逼近，而且人越聚越多。
卫队继续开枪。突破了第一次的心理障碍之后，卫队开枪再没什么顾忌，短短十几分钟，26人当场死亡，后续重伤而死21人，惨案导致47人死亡，约200人受伤。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22岁的女学生刘和珍，就在这47人之中，鲁迅为此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称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03
我说的有趣、但同时也可怕的历史细节，指的是上面神秘人两次发声。
这个细节不是我编的，它来自于《时报》1926年3月26日发表的《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一文中。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华民国史》，在写三·一八惨案这一节时，大段引用了这篇文章。
原话是“当是时，忽有人在群众后大呼冲锋！杀进去！”“群众既退，乃有人在后大呼不要散！”（如下图）
这两次“有人”特别令人玩味。
这个人（也可能是两个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他们）的话不多，但却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次是把事情激化成了流血冲突，第二次是把小规模的流血冲突升级成了大规模的惨案。
更可鄙的是，他（他们）始终站在群众后面。在后面 ，就等于站在安全地带，在后面，能看清局势，却不用承担第一波代价，在后面 ，形势一旦不利，可以随时隐入人群。
他虽然站在黑暗处，但我们可以凭借类似的脸谱，勾勒出他的大致样子。
他可能是一个浪漫革命主义者，坚信牺牲本身具有正当性，认为“没有流血，唤不醒民众”，把群众伤亡视为革命成本。在他看来，为了宏大的革命目标，牺牲一些人性命不值一提。
用鲜血唤醒民众，本来没什么，谭嗣同就是这样做的，但谭嗣同用的是自己的鲜血，这个人却是用别人的鲜血。
这就像战场冲锋，“跟我冲”和“给我冲”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勇敢，后者是卑劣和胆怯。
他还可能是一个激进政治动员者，明知道会出事，但认为出了事反而对革命有利。他坚信，不制造重大事件，就撬不动原有政治结构。
流血了，事情闹大了，可以更好地打击敌人，可以更好地操控群众，实现流血——舆论——动员的革命闭环。
一旦卫队敢开枪，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必然受重创，死难群众会被道德化、神圣化，舆论会被简化为强权与受害者，到时候所有中国人，包括稳健的中间派也会选边站，痛斥北洋政府。
这是反北洋政府的势力而言，毫无疑问是一次战略级的机会。
所以，他在明知危险已经升级的情况下，仍然要求游行群众不要散，煽动群众掉头回去，继续激怒已经鸣枪、神经高度紧绷的卫队。
这不是误判，而是设计好的，通过否定个体求生本能，强行制造“集体义务”，把撤退行为污名化为“胆怯”，对游行群众进行了心理层面的强制动员，进而把他们送上了不归路。
事情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声誉扫地，段祺瑞执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冲击下，无法正常运转，北洋政府中央实际上停摆了，直到年底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北洋政府中央才慢慢稳定下来。
但此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已打到长江一线，不仅有了埋葬北洋军阀的气魄，也有了埋葬北洋军阀的实力。
三·一八惨案的道德责任结构，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是向卫队下令开枪的人（依旧是谜），以及卫队本身；第二责任人是制度责任，北洋政府不擅长处理这类群众运动，把政治危机搞成了流血事件；第三责任人就是那些躲在群众的“有人”。
他们在明知风险的情况下，把群众推向武装冲突的前沿，放任甚至期望把事情搞大，从而达成更宏大的革命目标。
我们要警惕这些“有人”，他们精明、冷血，在安全的地方大呼口号，号召别人慷慨赴死，在危险关头，他们瞬间消失，没有名字，更没有担当与勇气。
不管事情朝哪个方向发展，他们永远正确，永远能规避风险，永远能赢。
这些“有人”，不仅存在于历史上，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所以，当“有人”在后面蛊惑你冲上前去喊打喊杀时，你最好回头看看这个“人”是谁。
04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梁启超生病住院，他隔壁病房就有一个在惨案中受伤的青年，梁启超听说这件事后，除了指责卫队，也指责了所谓的运动领袖，因为其中有个运动领袖告诉集会的群众：卫队已经解除武装，去游行示威没有任何危险，没什么可怕的。
这显然是欺骗。
梁启超感慨：“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井。”
他还说，如果自命领袖的人，能领袖到底，与大家同生共死，也算担当，但危难关头，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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