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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乡荷叶塘的清晨，天刚蒙蒙亮，鸡还没打鸣，曾国藩家的院子里已经有了动静。
咸丰十年那会儿，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了句大白话：“儿辈若鸡鸣即起，洒扫庭除，再捧书诵读，则曾氏之泽，可延一世。”
这话听着像普通家长唠叨，却让曾家后代记了两百年，从湘军统帅到现在开煎饼摊的，每天早上起来都得琢磨三件事：起得早不早？地扫了没？书读了没？
曾国藩那会儿让孩子早起，最初真不是啥高大上的道理，就是为了省钱。
那时候曾家三十多口人靠120亩薄田过活，三斗米能救两条人命，早起这事就成了硬规矩。
后来日子好过了，这规矩没丢。
他二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行李箱里特意带了个湘竹座钟，钟面上刻着“早起三竿”，伦敦雾再大，每天五点半雷打不动起床。
有回使馆洋员好奇问他为啥这么准时，他指指座钟说：“我爹当年算过灯油账，这账得一代代接着算。”
到了曾宪植这辈，晚年住在北京胡同里，九十多岁了，每天五点半还是自己扫院子，邻居劝她请人，她笑说：“扫的不是地，是心里那点懒劲儿，这要是偷了懒，曾家的晨光就暗了。”
现在想想，这早起哪是省灯油，分明是给家族装了个永不停止的生物钟，不管钱多钱少，每天的日子都能过出规律来。
曾国藩对家里人干活这事，管得比读书还严。
他老婆欧阳夫人出身书香门第，嫁过来头年冬天，就得自己缝棉衣、烧火做饭。
腊月里洗萝卜，井水冰得刺骨，她十指冻得通红，萝卜丝漂在水里像红珊瑚，曾国藩在旁边看着，一句心疼话没有，只说：“寒士家就得过寒士生活，手暖了，心就懒了。”
他二儿子曾纪泽十四岁学炸油粑粑，油星子溅到手背上，起了个大水泡，疼得直掉泪，曾国藩拿过他的手看了看，就说了句：“今日方知薪米艰。”
后来曾纪泽出使外国，在宴会上跟洋人讲起这事，说那粒烫在手背上的油泡，比“粒粒皆辛苦”五个字记得牢。
最有意思的是小女儿曾纪芬，十六岁学烧柴火，烟呛得眼泪直流，一边咳嗽一边翻《史记·刺客传》，忽然拍着大腿说：“原来荆轲刺秦前，也得自己生火做饭啊！”后来她成了老太太，八十岁还自己腌剁椒，说：“灶台干净，心里才亮堂；手上沾着烟火气，才知道日子不是飘着的。”
现在年轻人总说“精致穷”，曾国藩这套“干活教育”倒像面镜子：连地都扫不干净，还谈什么责任？手上没磨出茧子，哪懂什么叫担当？
曾国藩这人对书的执念，有时候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
咸丰七年湘军被困江西，军粮都快断了，他还托人花二十两银子买《资治通鉴》，那钱能买五石米，够全家吃半个月。
他写信跟弟弟说：“米可数日无，书不可一日无。”
后来九江大营遭夜袭，亲兵要护着他跑，他指着书箱喊：“先抢书！”事后清点，发现少了两本，气得三天没好好吃饭。
他小儿子曾纪鸿小时候得疟疾，躺在床上发烧，还捧着《几何原本》演算，曾国藩隔帘听见翻书声，叹口气说：“这书声就是曾家的家声啊。”
现在想想，金银会花光，田产会易主，唯有读过的书刻在脑子里，成了怎么都抢不走的底气。
这三句话听着简单，做起来真不容易。
早起要跟赖床较劲，扫地要跟惰性对抗，读书要跟浮躁周旋。
可曾家就这么一代代传下来了，现在后裔遍布十二个国家，有当科学家的，有开小饭馆的，每天早上起来，还是习惯性地先把地扫了，泡杯茶坐下来读几页书。
前阵子碰到个曾家后人，在菜市场卖煎饼，凌晨四点就出摊，炉子旁边总放着本翻旧的《曾国藩家书》，他说：“我爹从小教我，摊煎饼也得像扫地读书，面要和匀，火候要稳，就跟做人一样。”
现在大家总说“躺平”“内卷”，其实百年前曾国藩就给出了答案：家族兴败不看你有多少钱，就看每个清晨你怎么选。
今天起早了吗？地扫了吗？书读了吗？这答案，就藏在明天太阳升起时，你家院子里的动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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