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的一个清晨，广州军区作战值班室灯火通明。墙上的作战地图被标成密密麻麻的红点，代表着炮兵阵地的预设坐标。许世友抬腕看表，距离他递交火力计划给总部，只剩不到四十八小时。彼时边境摩擦已愈演愈烈，开战只是时间问题。许世友下定决心：这一仗要用炮火开路，让步兵踩着炮弹爆炸的间隙冲锋。
进入1979年2月，作战命令尘埃落定。东线广西方向由广州军区主攻，许世友挂帅。兵力部署里最惹眼的一栏，就是“师属以上炮兵四十八个团”。相比之下，越军在北方战区能拿得出手的，仅有九个师属炮团。兵对兵都不成比例，更遑论火炮口径与弹药储备。许世友背后是囤积于南宁、柳州、凭祥数十个仓库的二十余万吨炮弹，这让他底气十足。
开战当天，2月17日拂晓，东线炮兵同时开火。105毫米、122毫米、152毫米榴弹炮的声浪在山谷中滚动，越军前沿阵地瞬间陷入火海。有意思的是，一支参加实战较少的125师，在复和方向遭遇顽抗，本计划六小时拿下，竟打到天黑仍未突破。消息送到指挥所，许世友眉头一皱，却不许后撤。他对参谋长周德礼说了一句：“硬骨头要用牙啃。”十分钟后，一条新命令发出——机动各炮连，侧击、斜射、覆盖，步兵从三面穿插。125师咬牙执行，天亮前终于拿下复和。
经历血与火的第一夜，老兵们开始体会“火力覆盖”四个字的分量。炮兵不是简单地往前轰，而是像推土机一样推着步兵往里走——冲锋前一分钟打一遍，突击时打敌后路，再过一分钟继续压制增援。越军俘虏后来回忆：“炮声一停，解放军已经端着刺刀扑到面前，根本没时间掷手雷。”
2月下旬，复和以北的公路网陆续掌握在我军手中。坦克、榴弹炮沿着破损道路往前顶，有时甚至需要工兵一边填炸坑，一边推着火炮滑行。不得不说，山地丛林对机械化是考验，但对炮兵更是考验：坐标难以修正，弹着点极易被树林遮蔽。夜里，观测哨靠迫击弹火光来校正射击，誤差仍能控制在三十米以内。越军指挥部多次电令炮兵反击，均被压在阵地里动弹不得。
攻同登之前，许世友提出“先撕开一口子”。同登处在谷地，南北两侧山头一旦被占领，市区就像掌心里的棋子。3月1日上午9时30分，东线炮兵十九个营、三百余门火炮同时开火，短短半小时，九九一九发炮弹倾泻而下。谅山方向的越军值班通信员慌张发报：“炮火持续覆盖，出洞即死，无路可走。”这段电文被截获，许世友听完，吐出一句：“不错，再加一营。”
炮弹消耗之巨，超出战前预估。仅第二阶段作战，弹药列车就往凭祥方向开出三百多节车皮，昼夜不息。许世友甚至要求后勤部将部分弹药直接堆到前沿转运站，理由是“省一趟装卸，多一分钟火力”。东线总计发射各型炮弹八十八万余发，相当于抗美援朝五次战役某些阶段的两倍。越军炮兵屡屡准备集中射击，却在装药、瞄准过程中被我方火力点名，只能频繁转移阵地，既耗精力又难以形成成片火网。
同登被一举拿下后，谅山门户洞开。3月4日至5日，55军开始城市争夺。许世友下令：“谅山一块砖都是敌人掩体。”炮兵遂改用大口径曳光弹穿楼扫射，再用榴弹崩碎残墙。步兵则在炮火间隙跃进，短兵相接。两天后，谅山要点逐步落入我军控制。越军在山地后一处开阔地集结反击，被预伏火炮抓住坐标，一阵齐射后阵形全散。
东线作战持续到3月16日，我军主动撤回边境。二十八天，炮兵四十八团几乎轮番上阵。参战军官事后统计：人均射击量约为常年训练的六倍。战役虽短，却锻造出大批实战参谋与连排骨干。“二十年之内，咱们不缺会打仗的人。”许世友3月下旬在南宁庆功会上举杯时这样说。他先干三杯——敬英雄，祝再战，盼常胜。有人劝酒，他总是仰头便灌，席间竟没见他舌头打结。
1985年3月8日，在北京西山招待所，老将们闲聊对越反击的得失。聂凤智调侃：“老许那时候动炮弹跟泼水一样。”许世友哈哈一笑：“火炮是步兵的拐杖，不用等于白扛回来。”说罢端茶代酒，又添上一句：“中央肯定成绩，我这把年纪还能带兵实战，也算值了。”
多年以后再看这场仅一个月的边境硬仗，很多细节仍让军史研究者津津乐道——火力配置的极致运用、山地丛林条件下的快速校射、炮兵与步兵“贴身”配合的节奏，以及由此淬炼出的战斗骨干群体。这些经验随着老兵转业、干部晋升，被写进教案，刻进记忆。对于参加过那次战斗的人而言，漫天炮火的呼啸声，仍旧像春末雷雨一样，清晰而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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