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的重庆，寒气夹杂着炮火留下的硝味仍在城头打转。阎红彦刚从野战军指挥所赶到行署驻地，接过川东行署主任的任命电报，人群爆出稀稀拉拉的掌声，他却只皱眉看向嘉陵江——那条江要养活三千万口人。

川东区党委和行署同日挂牌，摆在面前的不只是烂摊子，更是新时代的考卷。匪患、灾荒、田契、烟馆，样样要命。阎红彦没碰过地方政务，干脆拍板：“先下乡，少开会。”陪他下去的年轻科员回忆：“老阎第一个晚上就睡在土炕上，身上的皱折比铺盖还硬。”

川东剿匪用了整整七个月。期间，他把土改、退押、减租一块儿推进，先后杀掉六股武装气焰。常有人问他经验，他撸起袖子笑一句：“经验？就是不哄、不骗。”说是笑，眼角却是一道生冷的刀口。

1952年秋，四川省建制恢复。省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委，一个个头衔像土块一样往他肩上堆。他仍旧守着破旧院落，窗纸补了又补。机关要换玻璃，他摆手：“算了，队伍还欠公粮呢。”

他脾气暴，可对事从不对人。有次开会，同事与他唱反调，他急得甩一句粗话。对方当场回敬：“到底谁在放屁？”会议室空气结冰。次日一早，阎红彦敲开那人的门：“我嘴快，伤你了。”一句道歉把事情按下，也让青年干部明白什么叫胸襟。

1959年春，眉山县油菜试验田传来亩产260斤的数字，他立刻赶去验秤。干部怕露馅，塞湿菜杆、虚报成色，被他逮个正着。“假的东西喂不饱肚子。”他把磅砣砸在地上。回到成都，他在常委会上只说一句：“弄虚作假的病不治，要命。”

同年冬，他奉调云南。昆明初霜，他穿一件旧呢大衣走进省府会议室，第一句是：“先把肚皮填饱。”随后大批工作组下乡查口粮、分山、分地、分自留地。1961年5月10日，他写信毛主席，建议公共食堂改自愿制。信到中南海，不到两小时批示：“此信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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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工作会议确认停办公共食堂后，云南鞭炮此起彼伏。省里却没人敢公开庆祝，阎红彦只淡淡交代：“叫大家回家吃热饭。”那年秋，云南饿殍数字降到最低线。

1966年5月，全国风浪起。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他踏上归程，心里沉甸甸。昆明机场灯光暗，他和警卫员说：“多大的风也要站稳脚跟。”话音未落，造反口号已经贴上机关大楼。

1967年1月7日15时，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打电话约饭，语气里还带笑味。阎红彦转头对夫人王腾波说：“老秦要来，添两道菜。”谁料夜里八点，只到一名警卫递条子：“情况有变，我不能来了，我处境很不安全。”

阎红彦扫一眼纸条，抿嘴点头：“他的日子不好过啊。”停顿半秒，又补一句，“咱也一样。”屋里灯泡忽闪，他似乎预见了更冷的夜。

1月8日拂晓，风声呼啸进小院。造反派闯入，他被扣上莫须有的帽子，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终年五十八岁。消息封锁，但蜀中和滇西军营里依旧有人偷偷脱帽默哀。

同日夜，北京中南海灯光未灭。国务院值班室把电报递给周总理，他看完，手背在身后走了几步，声音哑得厉害：“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

十年阴霾。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阎红彦平反提上日程。1978年1月24日，八宝山礼堂挤满白发军装。哀乐响起时，老战士们泣不成声，王震的手拄在拐杖上颤抖，邓小平眉头紧锁。灵堂中央，阎红彦骨灰盒静静守着他的勋章，也守着那封写给毛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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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感慨，阎红彦一生只会两件事：打仗和办事。打仗靠胆，办事凭心。川东剿匪、四川整风、云南救荒，这两把刀都磨得锃亮。

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自己治理的云南真正春暖花开，却用另一种方式提醒后人：干部的胆气，要用来护百姓；红色的心，不该被风浪吹走。

如今翻看那张“日子不好过”的纸条，不难读出当年战友间的默契与警示——乱云翻涌时，更要守住底线。

阎红彦做到了。历史把他的名字写在了烈士碑上，也写进了后来人对真诚、担当二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