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5日，北京西郊出现了入春后的第一场小雨。雨丝打在军委办公楼的玻璃上，会议室里却因一场高声的批评而显得格外闷热。华国锋话音刚落，台下的将领面面相觑，丁盛的帽檐被压得极低，他没有抬头。那一天，他被宣布停止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随后隔离审查。
散会后，叶剑英走出会场，衣襟被雨点溅湿。他回头看了看已被警卫带走的丁盛，对身边工作人员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可惜了，这人打仗不要命，可惜。”工作人员不敢接口，只能默默跟在后面。
这句“可惜”并非临时的感慨。两年前的一次谈话，如同埋在叶剑英心里的刺——1975年11月，丁盛进京开会，顺带向叶帅请假，理由是腰椎陈伤需要到上海疗养。那天傍晚，叶剑英在办公室泡了壶上等绿茶，听完汇报后几乎没犹豫便摆手：“别人可以去，唯独你不行。要休，就留在南京或者来北京。”
短短一句，语速不快，却带着不容置疑。丁盛楞了一下，还是答了声“是”。他虽然粗线条，可叶帅的神情太郑重，谁都能看出弦外之音。
叶剑英担心什么？从1948年东北战场开始，丁盛就跟在林彪身边，打过辽沈、攻过平津。1968年调往广州军区做副司令，名义上配合黄永胜工作，实际上是平衡军区力量。林彪对这位“四野骁将”向来留有情分，曾数次在京西宾馆单独接见。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被清查，丁盛因老实打仗、少插手政治，加上毛泽东、周恩来与叶剑英的维护，总算平安通过。可是，防火墙再厚，也挡不住社会面上的流言。
1970年代中，被林彪包围过的人天然成了敏感对象。偏偏上海那时又是“四人帮”的桥头堡。张春桥长期经营的宣传与组织系统，马天水、徐景贤坐镇的行政线路，再加上十几万装备精良的基干民兵，让这座城市在政治地图上格外醒目。叶剑英当然清楚，丁盛要是落单在上海，很可能被人当成靶子拉拢。
有意思的是，记录里没找到丁盛随后是否真的去疗养的铁证，但他确实在1976年8月以视察之名抵达上海。当月8日晚，延安饭店顶层灯火通明，丁盛与马天水、徐景贤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当事人没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多年后，面对审讯笔录，丁盛辩解说只是商量杭州湾演习后勤，不存在军事密谋。可话到此处已难逆转。
“你们要当心六十军，那是外调部队，我指挥不动。”这是马天水口供中的一句关键语。谁是真正的说话人，现场究竟谁先提到六十军，历史学者至今各有推测。遗憾的是，丁盛没有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也没有留下录音自证清白，这就给了对方足够的操作空间。两个月后，“四人帮”落网，北京急调苏振华坐镇上海清理善后，丁盛也被请进了审查组。
隔离调查期间，他不止一次复盘当年情景。“我没说那话。”丁盛的声音很大，以至于值班警卫都能听到。但纸面材料里，更多的是马、徐的指控，以及上海民兵在8月后突然领走七万多条步枪的数字。数字不会表达情感，却能轻易改变人的命运。
1977年3月处分决定一出，排着号满身弹片的老将们有人愤愤，有人叹息。“丁盛骨子里是条好汉，可惜脑子不转弯。”这是不止一位干部的评价。军旅二十多年，炮火淬炼了他的勇气，却没能让他习惯政治暗流的涌动。
审查结论下来，他被开除党籍。对一名从15岁扛枪、在朝鲜战场指挥过以少胜多之役的老兵而言，这比摘军衔更痛。好在聂荣臻与几位老首长没有袖手旁观，他们从医疗、住房层面做了力所能及的照顾。1990年，丁盛被安置到广州疗养，行走已需人搀，但说起松骨岭的夜战，他仍然能一口气复述完整的兵力配置。
1999年秋，丁盛在广州病逝。病房外有战友守着，也有年轻参谋来替老父亲送行。党籍最终没有恢复，甚至当年为他据理力争的叶剑英也早已离世。然而，在广阔的南沙训练海域、在皖南密林旧战场，仍有人记得那个不懂拐弯的司令员。
试想一下，如果他当年没有单独会见上海要员，或是把谈话内容一五一十报备军事机关，历史笔迹或许会改写：1988年授衔榜单里，说不定能多出一个“上将丁盛”。机会与风险只隔一扇门，叶帅那句“别去上海”的提醒，是一道看得见的门槛，也是丁盛终生无法跨越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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