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援朝，生在红旗大队。
这名字是我爹给起的，他盼着我能跟上时代，当个有出息的。
可我打小就不是那块料，混到二十岁，还是个在地里挣工分的泥腿子。
一九七二年，秋老虎正厉害，晒得人头皮发麻。
我们大队来了个“新人”。
说是新人，其实是个干瘪的老头儿，头发白得像秋后的棉花，脸上的褶子能夹死苍蝇。
他姓林，上面发下来的，说是以前犯过错，下放到我们这儿来改造。
没人敢跟他多说话。
大队长赵满囤斜着眼，给他派了最不是人干的活儿——扫牛棚，清猪圈。
那味儿，隔着二里地都能把人熏个跟头。
林老头一声不吭，拿着大扫帚就去了。
他就住在村东头那个早就没人住的土坯房里，四面漏风。
我有时候从那儿过，能听见他压着嗓子的咳嗽声，一声一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跟看什么脏东西似的。
我娘也嘱咐我，离他远点，别惹祸上身。
我嘴上“嗯嗯”地应着，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再怎么说，也是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人。
那天下午，我从自留地里回来，挑着半担子红薯，热得我直想把舌头伸出来。
路过牛棚，我闻到一股不对劲的味儿。
不是牛粪的臭，是那种……东西倒在地上，被太阳暴晒过头的味儿。
我心里咯噔一下，探头往里看。
林老头就趴在牛棚门口，一动不动。
他的脸埋在混着牛尿的烂草里，那把磨得光秃秃的大扫帚倒在他手边。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也是，这大晌午的，谁愿意往这儿凑。
我犹豫了。
赵满囤那张脸在我眼前晃。他儿子赵卫东，仗着他爹是干部，在村里横着走，前两天还因为二妞多看了林老头一眼，就把人家的辫子给剪了。
我要是管了这闲事，赵家父子能给我好果子吃？
可那太阳，毒得像针一样扎在林老头的后背上。
他身上的旧布褂子都湿透了，紧紧贴着嶙T骨分明的脊梁。
我爹常说，见死不救，天打雷劈。
我咬了咬牙，把担子一放，冲了过去。
“喂！老爷子！醒醒！”
我推了他两下，他没反应。
我把他翻过来，手往他鼻子底下一探，还有气，就是弱得跟游丝似的。
脸烫得吓人。
这是中暑了。
我把他往牛棚里阴凉的地方拖，他轻得像一捆干柴。
水。
得有水。
我自己的水壶早就喝干了。
我撒腿就往家跑。
我娘正在院子里搓玉米，看我火急火燎的样子，吓了一跳。
“援朝，你这是撞鬼了？”
“娘，快，给我舀碗凉水，加点盐！”
我一边说，一边去翻墙角那个小药箱。
我记得里面有几包藿香正气散。
我娘看我那架势，也慌了，赶紧进屋给我舀水。
“你要干啥？谁病了？”
“牛棚那个林老头，中暑了，快不行了！”
我娘手里的水瓢“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你疯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别去沾他！”
“人都快死了！我能看着不管？”我冲她吼了一句，抓起药和水就往外跑。
我娘在后面跺着脚骂：“你这个愣头青，早晚要吃大亏！”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跑到牛棚，我先掐着林老头的人中，然后费劲地把盐水给他灌下去。
他又干又裂的嘴唇沾了水，稍微有了点血色。
我又把藿香正气散冲开，一股难闻的药味儿。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捏着他的鼻子，半强迫地让他喝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喉咙里“咕噜”一声，眼皮颤了颤，总算睁开了眼。
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
浑浊，疲惫，但深处好像藏着点什么，像深井里的星光，一闪就没了。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你中暑了。”我说，声音干巴巴的，“喝了药，歇会儿就好了。”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被他看得有点不自在，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行了，我走了，你自己小心点。”
我转身要去挑我的红薯担子。
“……谢谢你，小同志。”
他声音沙哑得像破锣，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我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含糊地“嗯”了一声，挑起担子就走。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娘唉声叹气的，我爹抽着旱烟，一袋接着一袋。
“爹，我是不是做错了？”我问。
我爹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说：“救人一命，没有错。但以后，要多长个心眼。”
从那天起，我就跟林老头“耗”上了。
我不敢明着帮他。
每天去上工，路过他那破屋子，我会把一个烤红薯，或者两个窝头，悄悄放在他窗台上。
有时候是我娘烙的饼，我还得偷着拿。
他从没说过谢，我也没跟他搭过话。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维持着一种奇怪的默契。
我发现他虽然老，但手很巧。
他会用麦秆编小蚂蚱，小蜻蜓，活灵活现的。
有时候我放在窗台上的窝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麦秆编的小玩意儿。
我把那些小玩意儿都收了起来，藏在我床头的铁盒子里。
秋收的时候，队里忙得脚不沾地。
赵卫东又开始找林老头的茬。
他嫌林老头割麦子慢，一脚就把人踹倒在地里。
“的，你还想不想吃饭了！”
林老头一声不吭地爬起来，继续割。
我当时就在不远，手里的镰刀攥得死死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我想冲上去。
但我爹的话又在耳边响：“多长个心z眼。”
我忍住了。
晚上，我给他送饭的时候，发现他胳膊上有一道长长的口子，是摔倒时被麦茬划的。
血已经凝固了，和泥土混在一起，黑乎乎的。
我从家里拿了些草药，捣碎了，又偷了半瓶酒。
“我给你弄弄。”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默默地卷起了袖子。
酒浇在伤口上的时候，他身子猛地一颤，但愣是没吭声。
那股狠劲，不像个普通的老农。
“你……以前是干啥的？”我忍不住问。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读过几年书。”他淡淡地说。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聊了天。
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读过书没有。
我说我叫陈援朝，念到小学三年级，就不让念了。
他点点头，说：“援朝，好名字。”
他又说：“书，还是要读的。人没有知识，就像鸟没有翅膀。”
我撇撇嘴，“现在这年头，知识越多越反动，谁还敢读书。”
他笑了笑，没反驳。
那晚的月亮特别亮，照得他那间破屋子都像是镀了层银。
他开始教我认字。
没有纸，没有笔。
他就在地上，用树枝写。
从我的名字开始，“陈援朝”，他告诉我“援”是帮助的意思，“朝”是国家。
他说，我爹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希望我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长这么大，除了我爹，没人对我说过这种话。
我们白天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是被改造的“坏分子”，我是挣工分的社员。
晚上，在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他成了我的老师。
他教我的东西很杂。
有时候是唐诗宋词，他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告诉我什么叫希望。
有时候是历史故事，他讲岳飞，讲文天祥，讲那些有骨气的人。
有时候，他甚至会给我讲一些我听不懂的道理，什么叫“格物致知”，什么叫“知行合一”。
我听得一知半解，但就是觉得他说的都对。
他的见识，像山外面的大海，望不到边。
我对他越来越好奇。
这个扫牛棚的老头，到底是什么人？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问他：“林大爷，你以前……到底是什么官？”
他正在给我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听到我这么问，愣了一下。
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了，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援朝，过去的事，就不要再问了。”
“知道的越多，对你越没有好处。”
他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是像猫抓一样。
但我也知道，他这是在保护我。
赵满囤对我的“不正常”举动，早就有所察觉。
他找我谈过一次话。
“援朝，我听说，你跟那个姓林的走得很近？”
他坐在大队部的藤椅上，端着个搪瓷缸子，慢悠悠地吹着热气。
“没，就是看他可怜，有时候给他口吃的。”我低着头说。
“可怜？”赵满囤冷笑一声，“援朝啊，你还年轻，不知道人心险恶。上面定性的人，能有好人？”
“你可别犯糊涂，站错了队，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我心里一阵发毛。
但我一想到林老头教我写字，给我讲道理的样子，我就觉得他不是坏人。
“叔，我知道了。”我只能这么说。
那段时间，我收敛了很多。
不敢再去他屋里，只能在没人的时候，把吃的放在老地方。
林老头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有半尺厚。
他的咳嗽声越来越重，有时候整夜都停不下来。
我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心里着急。
我知道他有很严重的肺病。
我偷偷攒了几个月的钱，又跟我姐借了点，凑了十块钱。
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
我揣着钱，冒着大雪，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到县城的药店，给林老头抓了药。
我不敢说是给他买的，只说是给我一个远房亲戚。
药店的医生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低头开了方子。
我把药偷偷给了林老头，骗他说是从一个走方郎中那里要来的土方子，不要钱。
他拿着那几包药，手都在抖。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援朝，你这个孩子……”
他眼圈红了。
吃了药，他的病好了一些。
年关将至，队里杀了猪，每家每户分了点肉。
我娘炖了一锅白菜猪肉粉条，香得人直流口水。
我趁我娘不注意，偷偷盛了一大碗，藏在棉袄里，给林老tou送去。
那晚，他破天荒地拿出了一个小酒瓶，里面还有小半瓶白酒。
“援朝，陪我喝两口。”
他的屋子比外面还冷，我们就着那碗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一人喝了一小口。
酒很辣，烧得我喉咙疼。
“援朝，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他突然说。
“你别瞎说，你身体好着呢。”我打断他。
他摇摇头，没理我，自顾自地说下去。
“如果我走了，或者……离开了这里，你记住，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我们之间的事。”
“这个东西，你拿着。”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一支派克钢笔。
笔杆是黑色的，很旧了，但擦得很亮。
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这……这太贵重了！”我赶紧推回去。
我知道这东西金贵。我们大队，只有赵满囤有一支英雄牌的，天天别在胸口，神气得不行。
“拿着。”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笔。如果以后你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就带着它，去北京，找一个叫‘王海’的人。”
“哪个海？哪个王？”
“三横王，大海的海。”
“你就说，是‘故人’让你来的。”
我心里又惊又疑。
“他是什么人？我怎么找他？”
“你不用知道他是什么人。你到了北京，去打听一下‘红墙’，总能找到线索。”
红墙？
我一头雾水。
“记住我的话，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找他。”他叮嘱道。
我把那支笔紧紧攥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
我有一种预感，林老头可能真的要走了。
过了年，天气渐渐暖和起来。
林老头的身体也好了不少，又能去牛棚干活了。
我们之间的“夜校”也恢复了。
他开始给我讲一些外面的世界。
讲北京的故宫，讲上海的外滩，讲那些我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地方。
他说：“援朝，这个世界很大，不要被眼前这座山困住一辈子。”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只是个泥腿子，外面的世界，离我太遥远了。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那天，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哀乐。
我们被通知去大队部开会。
赵满囤站在台子上，念着报纸，声音都变了调。
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一位伟人去世了。
整个村子都陷入一种奇怪的安静里。
那天晚上，我去找林老头。
他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没有点灯。
我走进去，他也没有反应，就像一尊雕塑。
“林大爷？”我小声叫他。
他缓缓地转过头，月光照在他脸上，我看到两行清晰的泪痕。
他哭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哭。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无比大胆的猜测。
这个老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那年秋天，又一件大事发生了。
“四人帮”被打倒了。
村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这次是欢快的锣鼓声。
人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比过年还热闹。
赵满囤又在台子上念报纸，念得红光满面。
村里的风向，似乎一夜之间就变了。
我去找林老头，发现他比以前更沉默了。
他不再给我讲故事，也不再教我认字。
他常常一个人，对着西边的天空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知道，他在等。
一九七七年初春，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我们红旗大队。
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车子在我们这个穷山沟里，比大熊猫还稀罕。
全村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把路堵得水泄不通。
车上下来两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表情很严肃。
他们径直走到大队部，找到了赵满囤。
我躲在人群里，伸长了脖子看。
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见赵满囤的腰瞬间就弯了下去，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不停地点头哈腰。
然后，他领着那两个人，一路小跑，往村东头的土坯房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来接林老头的！
我拨开人群，也跟着跑了过去。
等我跑到的时候，那两个男人已经搀着林老头从屋里出来了。
林老头换了一身干净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虽然还是那么瘦，但整个人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他腰板挺得笔直，脸上没有表情，但那双眼睛，又恢复了我第一次见他时，那深井里星光般的神采。
赵满囤跟在旁边，搓着手，笑得比哭还难看。
“老……老首长，您看，这都是误会，我们都是大老粗，不知道您……”
林老头根本没看他，他的目光在人群里搜索。
最后，落在了我身上。
他朝我招了招手。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感觉自己的腿肚子在打转。
我一步一步，挪了过去。
“援朝。”他叫我的名字。
“林大爷。”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我要走了。”他说。
“……嗯。”
“好好过日子，好好读书。”
“……嗯。”
他伸出手，在我肩膀上拍了拍。
“我们……会再见的。”
说完，他在那两个人的搀扶下，上了吉普车。
车子发动了，卷起一阵黄土。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越开越远，最后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我心里空落落的。
林老头走了。
就像他悄无声息地来一样，又悄无声息地走了。
只是这次，动静有点大。
整个红旗大队都炸了锅。
“天呐，那个扫牛棚的，到底是什么大官？”
“看赵满囤那孙子样，估计是省里来的！”
“陈援朝这小子，要走运了！”
赵满囤当天就提着两瓶酒，一条烟，上我家来了。
“援朝啊，”他亲热地拉着我的手，“以前是叔不对，有眼不识泰山，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你跟老首长关系好，以后可得在老首长面前，多给咱们红旗大队美言几句啊。”
我看着他那张菊花似的笑脸，心里一阵恶心。
我爹娘也吓坏了，一个劲儿地让我跟赵满囤赔不是。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从那天起，我在村里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人再敢小瞧我。
走在路上，都有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叫我“援朝兄弟”。
就连赵卫东见了我，都得绕着道走。
但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林老头走了，我的“夜校”没了，我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单调，乏味。
只是心里，多了一份念想。
他说，我们会再见的。
我信他。
我开始更努力地自学。
我把他教我的那些字，那些诗，一遍遍地写，一遍遍地背。
那支派克钢笔，我用布包了好几层，藏在最贴身的口袋里。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拿出来，在煤油灯下看。
冰凉的笔杆，握在手里，就像握着一个希望。
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林老头杳无音信。
就像一颗石子投进大海，连个涟漪都没有。
村里人对我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热情，慢慢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风言风语又起来了。
“什么老首长，我看就是个骗子！”
“陈援朝也是个傻子，被人耍了都不知道。”
赵卫东又开始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有一次，他当着全村人的面，拦住我。
“陈援朝，你那个老首长呢？怎么还不派八抬大轿来接你啊？”
我没理他，想绕过去。
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子。
“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上来了。
我一把甩开他的手，跟他扭打在一起。
我们从村头打到村尾，两个人都挂了彩。
最后被我爹和几个村里的长辈拉开了。
那天晚上，我爹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你是不是傻！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还会不会回来，谁知道！你就为了这点虚名，跟人玩命？”
我趴在炕上，一声不吭。
眼泪流下来，混着泥土，又咸又涩。
爹，你不懂。
我不是为了虚名。
我是信他。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七七年恢复了高考。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
我想去考试。
我想走出这个山沟。
我想去北京，我想去找他。
我跟我爹说了我的想法。
我爹抽着旱烟，沉默了很久。
“你想考，就去考吧。”他说，“反正，咱家也这样了，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复习。
白天上工，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
林老头教我的那些东西，成了我最大的本钱。
我的语文和历史，比村里中学的老师还好。
但我的数理化，差得一塌糊涂。
考试那天，我揣着那支派克钢笔，走进了考场。
考得一塌糊涂。
成绩出来，我落榜了。
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没出门。
我爹娘在门外怎么叫我，我都不理。
第四天，我爹一脚踹开了门。
他没骂我，只是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放在我面前。
“吃吧。”他说，“一次考不上，就考第二次。爹就算砸锅卖铁，也供你。”
我看着那碗面，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
还是差了几分。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嘲笑。
“陈援朝就是个书呆子，不是那块料。”
我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太天真了？
林老头，也许早就把我忘了。
北京，那个遥远的梦，可能永远都只是个梦。
我变得沉默寡言。
每天除了上工，就是回家。
我不再看书，也不再想什么北京。
二十五岁那年，我娘托人给我说了个媳F妇。
是邻村的，叫秀莲。
长得不难看，就是有点黑，手脚很麻利，一看就是个能干活的。
我们见了面，没说几句话，就把事儿定下来了。
结了婚，日子就这么过着。
平淡，像一碗白开水。
秀莲是个好女人，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对我爹娘也很孝顺。
第二年，她给我生了个儿子，我给他取名叫“念京”。
思念的念，北京的京。
秀莲问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我说，没什么，就是觉得好听。
她没再问。
有了孩子，我的担子更重了。
我得挣更多的工分，才能养活这一大家子。
我把那支派克钢笔，和那些麦秆编的小玩意儿，一起锁进了箱底。
那些不切实际的梦，该醒了。
日子像车轮一样，滚滚向前。
一晃，就到了一九八二年。
五年了。
林老头离开，已经整整五年了。
我的儿子念京都已经四岁，会满地跑了。
我也从一个愣头青，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庄稼汉。
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
有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会觉得陌生。
这还是当年那个想去北京闯一闯的陈援朝吗？
那天，我正在地里锄草，村里的二柱子气喘吁吁地跑来。
“援朝哥！快！快回家！你家来贵客了！”
贵客？
我家这穷得叮当响的，能有什么贵客？
我以为他开玩笑，没理他。
“真的！开着小汽车来的！黑色的！可气派了！”
小汽车？
我心里猛地一跳。
一个被我埋在心底五年的念头，突然就冒了出来。
我扔下锄头，撒腿就往家跑。
还没到村口，就看见我家那破院子门口，围满了人。
人圈中间，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不是吉普车。
是那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小轿车，锃光瓦亮，能照出人影。
车头上，还有个红旗的标志。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我拨开人群，挤了进去。
只见院子里，站着一个穿着绿色军装的年轻人。
很年轻，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但腰板笔直，眼神锐利，像一头蓄势待发的小豹子。
我爹娘和秀莲，手足无措地站在他对面，脸上又是惊恐，又是好奇。
那个年轻人看见我，眼睛一亮，走上前来。
他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请问，您是陈援朝同志吗？”
他的声音，洪亮，清脆。
我被他这个军礼搞蒙了，下意识地点点头。
“我叫小李，是林首长的警卫员。”
林首长！
这三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在我的天灵盖上。
我整个人都懵了。
“林首……长？”我的声音在抖。
“是的。”小李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首长五年前就派人来找过您，但是那时候情况复杂，您所在的地区又偏僻，一直没找到。”
“这次，我们是直接从省军区过来的，一路打听，总算找到您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他……他没有忘记我。
他真的派人来找我了。
周围的村民，发出一阵倒吸冷气的“嘶嘶”声。
赵满囤和他儿子赵卫东，也挤在人群里，脸都白了。
“陈……陈援朝同志，”小李继续说，“首长说了，他非常想念您。这次派我来，是奉了他的命令，接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去北京。”
去北京！
“首长说，您对他有救命之恩，这些年，让您受苦了。他现在安顿好了，想接您去北京，享福。”
享福……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哗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五年了。
整整五年了。
我以为自己早就死了心，早就认了命。
可当这两个字从别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等待，所有的不甘，全都涌上了心头。
我不是在做梦。
这一切，都是真的。
秀莲也哭了，她捂着嘴，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我爹激动得浑身发抖，抓着我的胳膊，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好……”
只有我娘，愣愣地看着，突然“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整个院子，哭声，笑声，议论声，乱成一锅粥。
小李没有催我们，只是安静地站在一边，等着我们平复情绪。
过了好久，我才缓过神来。
“小李同志，”我擦了擦眼泪，“林……首长他，身体还好吗？”
“首长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就是总念叨您。”小李说，“他说，您是他这辈子遇到的，心肠最好的年轻人。”
我的心，又是一阵滚烫。
去北京的准备工作，比我想象的要简单。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几件破衣服，几床旧被子。
倒是村里人，快把我们家的门槛给踏破了。
送鸡蛋的，送花生的，送自家种的菜的。
一张张脸上，都堆满了讨好的笑。
赵满囤更是夸张，他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两条鱼，还有一块肉。
“援朝啊，不，陈大哥！”他点头哈腰地说，“你看，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以前……以前那都是误会。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看着他那张脸，只觉得可笑。
我没理他，我爹把他让进了屋。
我爹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我不想见他。
我把林老头送我的那支派克钢笔，从箱底翻了出来。
我还把那些麦秆编的小玩意儿，小心翼翼地收进一个盒子里。
这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东西。
出发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们。
那辆黑色的红旗轿车，就停在村口。
我，秀莲，我爹，我娘，还有抱着念京的我们，在小李的帮助下，坐了进去。
车里的座位，软得像棉花。
我一辈子都没坐过这么舒服的椅子。
车子缓缓开动。
我回头，看着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山村，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越来越远。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将要彻底改变了。
车子开了很久。
先是土路，然后是石子路，最后是平坦的柏油路。
我们到了县城，又到了市里，最后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绿皮的火车，“哐当哐当”地响，载着我的家，也载着我的梦，一路向北。
念京很兴奋，趴在窗口，看什么都新鲜。
我爹娘和秀莲，则是一脸的拘谨和不安。
只有我，心里出奇的平静。
我在想，见到林老头，我该说什么？
叫他林大爷？还是林首长？
火车到了北京。
我们走出火车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还有数不清的高楼。
这就是北京！
林老头说过的那个，世界很大，很大的北京。
一辆跟村里那辆一样的红旗轿车，已经在站外等我们了。
车子载着我们，穿过一条又一条繁华的街道。
最后，开进了一个大院。
院子门口，有站岗的士兵。
看到我们的车，他们“唰”地一下，立正敬礼。
我爹娘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车子在一栋灰色的小楼前停下。
小李帮我们打开车门。
“到了，陈大哥。”
我下了车，腿有点软。
我看到，小楼的门口，站着一个老人。
他穿着一身合体的灰色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虽然背有点驼，但精神矍铄。
他拄着一根拐杖，正微笑着看着我们。
是林老头。
也不是林老头。
他还是那张脸，但脸上不再有愁苦和疲惫。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和而威严的气度。
我鼻子一酸，眼泪又要下来。
“林……大爷。”我哽咽着，叫出了这个最熟悉的称呼。
他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他朝我走过来，步子有点慢，但很稳。
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他的手，不再是当年那双冰冷粗糙的手。
很温暖，很有力。
“援朝，”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但中气十足，“你来了。”
“我来了。”我重重地点头。
“好，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
他拉着我，又看了看我身后的家人。
“这都是……你的家人？”
“这是我爹，我娘，这是我媳妇秀莲，这是我儿子，念京。”我一一介绍。
我爹娘和秀莲，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鞠躬。
林老头笑了。
“快，都进屋，别在外面站着。”
他住的房子，很大，很亮。
地上铺着木地板，墙上挂着字画。
屋里的家具，都是我没见过的样式。
一个穿着围裙的阿姨，给我们端来了热茶。
我们一家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念京倒是胆子大，挣脱秀莲的怀抱，好奇地打量着屋子。
林老头让他别拘束，还拿了糖果给他吃。
“援朝，这些年，苦了你了。”林老头拉着我坐下，长长地叹了口气。
“不苦。”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当年走得急，很多事来不及交代。”他说，“后来，我派人去找过你。但那时候，我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他们不敢把动静搞得太大，找了两次，都没找到你们村。”
“直到去年，我才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让小李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支派克钢笔。
“林大爷，这个，还给您。”
他看着那支笔，眼神里充满了怀念。
“这支笔，跟了我半辈子了。”他没有接，“当年送给你，就是你的了。”
“用它，多写字，多看书。”
他又问起了我这几年的生活。
我把我考大学失败，结婚生子的事，都跟他说了。
当他听到我儿子叫“念京”时，他沉默了。
他转过头，用手背抹了抹眼睛。
“好孩子，好孩子啊……”
那天晚上，林老头留我们吃了饭。
饭菜很丰盛，有鱼，有肉，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菜。
吃饭的时候，林老头跟我爹喝了点酒。
他跟我爹说：“老哥，你养了个好儿子。”
我爹激动得满脸通红，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吃完饭，林老头对我说：“援朝，以后，你们就住在这里。我已经让人给你们收拾出了一间院子，就在我隔壁。”
“工作的事，你也不用担心。我给你在一家工厂里，安排了个职位，先从干事做起，以后怎么样，就看你自己的了。”
“秀莲同志，如果不嫌弃，可以去街道办工作，离家近，也能照顾孩子。”
“念京的读书问题，我已经打好招呼了，过两天就送他去最好的幼儿园。”
“至于两位老人家，就在这里，安安心心地养老。北京城大，让援朝和秀莲，多带你们出去转转。”
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我听着，除了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一个我做了五年，都不敢相信会成真的梦。
我们搬进了隔壁的院子。
院子不大，但干净整洁，三间北房，两间西房，比我们在村里的老房子，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第二天，我就去工厂报到了。
那是一家印刷厂，我被安排在宣传科，当一名干事。
科长姓王，对我很客气。
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林老头的关系。
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我每天第一个到单位，最后一个走。
打水，扫地，整理文件，什么活儿都抢着干。
林老头教我的那些字，那些知识，在这里，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能写，能算，还会起草一些简单的稿子。
很快，我就得到了科长和同事们的认可。
秀莲也去了街道办，当了一名文员。
她聪明，手脚又快，很快就适应了新工作。
念京去了幼儿园，每天回来，都会给我们唱新学的儿歌。
我爹娘，刚开始还很拘束，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他们每天去公园里散步，跟其他老人下棋，聊天。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在北京扎下了根。
我常常去看林老头。
他年纪大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休息，看看书，写写字。
有时候，他会让我陪他下棋。
他的棋艺很高，我完全不是对手。
他一边下棋，一边跟我聊天。
聊我的工作，聊我的生活，聊念京的成长。
他就像我的亲人，一个慈祥的，智慧的长辈。
我从来没问过他，他到底是什么“首长”。
他不说，我也不问。
我只需要知道，他是我的恩人，我的老师，就够了。
有一次，他过生日，家里来了很多人。
一个个看起来，都是很有身份的人。
他们见到林老头，都毕恭毕敬地叫他“林老”。
我带着秀莲和念京，也去给他祝寿。
他看到我们，特别高兴，把我们拉到他身边，跟那些客人介绍。
“这是我的小老乡，陈援朝，我的忘年交。”
那些客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善意和尊敬。
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源于我当年，在那个炎热的下午，做出的那个小小的选择。
如果那天，我没有冲进牛棚。
如果那天，我选择了视而不见。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敢想。
一九八五年，我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宣传科的副科长。
提拔文件下来的那天，我拿着那支派克钢笔，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我想起了林老头对我说的话。
“用它，多写字，多看书。”
我想起了我爹对我说的话。
“救人一命，没有错。”
我突然明白了。
林老头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个安稳的生活，一份体面的工作。
他给我的，是一种信念。
一种“善有善报”的信念。
一种“好人好报”的希望。
这种信念和希望，比任何物质财富，都更加宝贵。
它让我，一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泥腿子，能够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
现在，我已经快六十岁了。
我也成了别人眼里的“老陈”。
念京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小公司，也算事业有成。
我爹娘，在几年前，都先后去世了。
他们走的时候，很安详。
林老头，也在九十年代初，离开了我们。
他走的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
我去送他，看到了很多，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大人物。
他的追悼会上，挂着他的遗像。
照片上的他，穿着军装，目光炯炯，神采飞扬。
我看着那张照片，才知道，我认识了半辈子的“林大爷”，究竟是一位怎样了不起的人物。
我把他送我的那支钢笔，还有那些麦秆编的小玩意儿，都传给了念京。
我告诉他，这些东西，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它会提醒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居何位，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不能忘记，做人，最根本的，是那一份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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