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台北接连数日细雨。七十岁的白崇禧站在寓所窗口，拄着手杖看向远处的关渡平原。秘书递上一份从香港转来的英文报纸，头版角落那行小字映入眼帘：李宗仁可能于明年春天离美返乡。白崇禧默然许久，手心的报纸被攥出了折痕。
消息最终在1965年7月坐实。20日清晨，台湾“国防部”内部情报电传而来：“李宗仁与夫人已降落北京，周恩来、贺龙到机场迎接。”电文发至阳明山官邸后，蒋介石未置可否，只让机要秘书把原件拿给“老妹子”看看。白崇禧接过电报，脸色转瞬铁青，低声挤出一句话：“我今后没脸见人了。”
他与李宗仁相识于1911年广西陆军小学，私下互称“德邻”“健生”。抗战八年，两人同生共死，北伐时更以“李白并肩”扬名。然而1949年春夏之交，命运拉开了叉口。李宗仁赴北平秘密接洽，希望在最后关头促成谈判；白崇禧则率桂系部队固守两广，期待再博一局。一个劝和、一个主战，分歧从此无法弥合。
5月间，刘伯承、陈毅率大军强渡长江，南京失守。蒋介石黯然“下野”，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北平方面派人带来话：“北上谈判，保全性命。”李宗仁心动，却被蒋系特务钉梢，白崇禧劝他先去广州再作打算。就在这段犹疑期，白崇禧麾下第七兵团于衡宝战役覆灭，他的最后根基随即散沙。11月，李宗仁以“治病”为名转赴纽约，白崇禧则在12月底搭机赴台。这一年，他们共同书写的“李白传奇”彻底划上句点。
在台湾，白崇禧以为自己仍能凭三十年兵功讨回一席之地。可蒋介石对昔日桂系的轻蔑早已写在眉宇——职务被架空，行动被监视，代号“老妹子”更让他颜面扫地。为了示好，他主动上交广西帖本，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背诵《忠君爱国歌》，却换不来真正的信任。
1956年，李宗仁在纽约口述《桂系回忆录》，书中对蒋介石多有批评。“彼终难成大事。”这句话传到台湾，加深了蒋对白崇禧的猜忌。特务头子谷正文奉命在白宅门口另设岗哨，连仆人买菜都得写报告。白崇禧无可奈何，偶尔自嘲：“我连呼吸都要报备。”他说这话时微微一笑，他懂权术，却无力自救。
再说李宗仁。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美国对蒋当局的支持热度骤降。李宗仁借机积极与新中国接触，通过旧部程思远与香港各界辗转传话。周恩来回复八字：“知返可嘉，欢迎回家。”面对这一句平实关切，他彻夜难眠。郭德洁劝道：“回去吧，别在异乡终老。”李宗仁沉吟半晌，只说：“我若不回，再无颜见先人。”
1965年7月，李宗仁抵京。下榻钓鱼台的第一顿晚餐，菜谱特意加入了他爱吃的螺蛳酿肉和酸笋鸭。周总理笑称：“这是为桂林老乡特制的。”李宗仁拄着拐杖站起，端着酒杯，郑重地说：“此杯，为故国，为和平。”
台北的反应来得迅疾。蒋介石预料中的“变数”发生，担心连锁效应扩散，于是把压力直接施加在白崇禧身上。警卫加倍，电话被监听，外出须提前报备路径。更糟的是，他听到风声，说谷正文正筹划一次“交通意外”。白崇禧斜倚藤椅，只淡淡一句：“大势如此，我能怪谁？”8月某日，他照例驱车去士林打猎，前车轮胎突然脱轴滚落，幸被副官大喊制止，躲过一劫。返回后，他把那只断轴轮胎放在院子里，亲手点火烧掉，一言不发。
长年压抑与忧惧夺走了他的健康。1962年，夫人马佩璋病逝，失恃之痛让他人变得沉默。医生要求他服用安眠药，他却怀疑药瓶被人动过手脚，只敢隔日少量服用。亲友探视时常听他低声提及：“桂林山水多秀丽，可惜我再见不到了。”
12月2日夜，警卫例行查房，发现白崇禧倒卧榻榻米，身旁散落被扯碎的锦被。官方讣告写着“心脏休克”，但连日守灵的近亲暗暗议论：药瓶空了一半，卧室门锁完好，为何床榻一片狼藉？坊间猜测或是旧部掩护失败，或是念及往事自绝于世，无一能得确证。
李宗仁接到噩耗，沉吟良久，道：“天真且刚烈，不识人心险恶。”两个月后，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谈到“和平统一仍是主流的愿望”，声音沙哑却坚定。有意思的是，他特意让秘书把一束白菊送往香港，由友人转寄台北，写着：“健生手足，一路走好。”
历史常常用人心的不易来丈量成败。李宗仁的归国，为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舞台画下了别样曲线；白崇禧的愤懑与陨落，则映照出旧政权暮色中的沉痛与惘然。两位桂系宿将的结局殊途分流，一人重返故园，一人客死异乡，当年并肩的背影就此定格，再无重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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