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傍晚的北京西郊机场，暮色正浓，跑道尽头的灯光一列列亮起。机身带着旅途的尘土缓缓停下，舱门打开，七十四岁的李宗仁先以目光扫过人群，这才踏上活动梯。十六年前的盛夏，他仓皇告别广州，如今却在晚年重回故土，心境已全然不同。
周恩来抬手示意，笑容与夜幕灯火一起照进李宗仁的视线。短暂错愕后，老人几步迎上前去，两人紧紧相握。身旁的陈毅、贺龙、叶剑英、郭沫若等人掌声不绝，气氛不似礼节性的礼遇，更像多年未见的亲友重逢。李宗仁眼圈泛红，却强忍着情绪，先向昔日部属杜聿明、宋希濂点头致意，再与黄绍竑长揖相拥。往事如潮，他只留下一句：“悔不当初。”
排队欢迎的宾客里，有一位身穿藏青色中山装、眉眼柔和的中年男子。李宗仁握住对方微凉的右手，迟疑地转向周恩来：“这位是——？”周恩来眸中含笑：“这就是溥仪，现在的同志。”一句话把昔日帝王的新身份点得清晰。溥仪微微欠身，轻声道：“李先生，欢迎回家。”这句祝词不卑不亢，堂而皇之，却又像邻家大哥。李宗仁心底暗生震动，几乎不敢与先前记忆中的紫禁城影像对照。
晚宴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菜色并无奢华，清蒸桂鱼、北京烤鸭、炒时蔬，更多的是熟悉的家常味。李宗仁举盏谢意未尽，周恩来说起毛泽东的口信：主席愿在合适时机与李宗仁长谈。老人默默颔首，心中却翻腾，“世局变了，这里终究不是疏离客乡”。
夜深就寝，李宗仁辗转难眠，记忆将他带回1920年代的桂林府第。那时他意气风发，身边有白崇禧、黄绍竑，两广军政大权在握。可一纸“总统代行”令下，他被裹挟进内战与分裂的漩涡。1949年冬天，他本可选择留下，却终究随夫人郭德洁远赴美国。自此飘零海外，始信“流亡”二字分量沉重。
对比之下，溥仪的人生更似跌宕传奇。1908年的金銮殿上，他被慈禧强塞进龙椅，年仅三岁却已背负帝国命运。两次退位、三度流亡、再被日军扶植做伪满洲国傀儡，直至1945年苏军押赴西伯利亚，他辗转于铁窗与法庭之间。1950年被引渡回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把他从“天潢贵胄”带回“普通公民”。1959年特赦出狱，他在植物园扦插嫁接，背着水壶浇花，仿佛要把残破往昔清洗殆尽。
有意思的是，两位“末代”同一时代，却始终未谋面。李宗仁熟读清末政争，对溥仪的名字并不陌生，却从未想象过今天的场景：共和代总统与封建皇帝，共立新生国旗下寒暄。周恩来安排他们握手绝非巧合，它昭示一种政治抉择——新中国愿意包容过去，也自信于未来。
隔天上午，李宗仁在机场大厅的毛主席塑像前宣读《归国声明》。字字铿锵，却透着倦客落叶归根的温度；他坦陈“戴罪之身”，承诺“以余生报国”，颇有悔过自新的决心。溥仪在一旁听得认真，偶尔轻点头，像是在为自己当年的忏悔找到知音。两个人的轨迹在此交汇，成为新闻摄影师镜头里别样的历史剪影。
北京市民对“李代总统归来”充满好奇。茶馆里议论声不断：“一个当过总统，一个做过皇帝，都改了新样子，也算稀罕。”还有人调侃：“再过几年，他们要是一起坐公交，也别惊讶。”事实正接近玩笑：溥仪早已领到北京市民粮本，挤过公交，排过菜市；李宗仁住在友谊宾馆，晨练时照旧打太极，偶遇的老乡称他“李伯”，他也欣然应答。
值得一提的是，溥仪的容貌的确保持得好，眉目清朗，神情谦和。医学专家后来解释，他在改造所接受了严格的作息与膳食监控，加上心理负担逐渐卸下，整个人呈现出异于同龄人的精神面貌。李宗仁观察良久，忍不住同机要秘书低声感叹：“真是看不出他五十九岁。”那一瞬间，他似乎也被赋予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归国后的岁月里，李宗仁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被请去各大学讲述辛亥与北伐史事。他自己也诧异，昔日对立的战友与对手，如今同坐大会堂商量国家四化。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离开，他摇头：“人迷失方向是常事，关键要找得到回去的路。”言语平静，却暗含沧桑。
同一时期，溥仪则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旧档案，常与青年学者聊天，谈到紫禁城里的礼俗，谈到关东军的阴谋。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一再增订，比照档案修正细节，力求不把历史写成自我粉饰的童话。“对史实负责，是我补过的最好方式。”溥仪如是说。
两位老人偶尔在政协走廊相遇，相视一笑，微微颔首。旁人暗暗惊叹——一国末代总统与末代皇帝竟能这样平和相处，这恐怕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巨变的最生动批注。历史重担在他们的白发里沉淀，个人悲欢却已然融入新社会的日常。
1969年10月，溥仪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六十一岁。那天，李宗仁托人送去一束黄菊，写下一句挽幛：“愿君安息，愿国常青。”花与字都极素淡，却道尽了两段宿命的终点。翌年，李宗仁也因病客逝北京，弥留时只嘱托一句“勿劳国事”。过去的荣辱沉埋，楼船夜雪，俱作云烟。
他们从风云之巅跌入平民行列，其命运大开大阖，恰映照新旧中国的分水岭。那场“这是谁”的惊讶只维系了片刻，此后，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留给后人无尽的沉思与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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