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的一个清晨，临潼干休所的院子还笼着薄雾，曾志拄着拐杖沿着甬道慢慢踱步。她的手里攥着刚写完的信，信纸被汗水打湿了一角——那是她准备寄往中南海的求助。信中只有几句话：“主席，我是最早的一批女红军，如今连一套军装都没有，仍想为党出力，可惜无从着手。”落款仍是那个熟悉的笔名“曾志”。
外人只看到她“副部长夫人”的名头，却往往忽略了她更早的身份：1926年就入党的地下交通员。湘南起义、井冈山战斗、黄洋界炮声，这些耳熟能详的节点，她都在场。试想一下，一个出身书香的女学生，一年里掌握了挑粮、挑弹、端枪、写标语的全部本领，不到二十五岁已经成为苏区口口相传的“曾大姐”，这背后吃了多少苦头，很少人能完全体会。
她和毛主席的渊源，要从1929年的井冈山说起。那时红四军准备转战赣南，主席把身怀六甲的贺子珍托付给她：“好好照顾她，我们打完这仗再回来接。”曾志痛快应下。山路难走、弹雨横飞，她却一句怨言都没有。贺子珍后来回忆：“要不是老曾，我那会儿可能连孩子都保不住。”
1932年春，漳州城头红旗招展。林彪、聂荣臻听说曾志想见主席，专门从军团部借了匹伤马给她。见面那天，主席端来一碗红米饭，夹了块俘获的咸鱼，笑着说：“你不爱吃肥肉，就先凑合。”临别时，他把仅有的一只鸡塞进背包：“上路远，补一补。”往后的七年里，烽火连天，两人失散，联络中断二十多个月。
1939年12月，风雪压着延河湾。曾志拖着伤腿走进杨家岭窑洞，用久违的称呼喊了一句：“老毛！”主席抬头一乐，亲手挽住她：“瘦了，这些年受苦了。”一顿简单的高粱饭，一壶清茶，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临走前，主席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星期天就来蹭饭。”这一句玩笑，带着长辈式的关怀。
建国后，曾志常年做组织工作，职务不高却很要紧。五十年代评广州市人大代表时，她的名字被人划掉。旁人劝她算了，可她仍把情况写成短笺送进中南海。三天后，名单改了回来。工作人员转述主席的话：“老同志有资格，不能缺。”这件事在广州干部口中传了多年。
令人唏嘘的是，六十年代风云突变。陶铸被打倒，她也被卷进漩涡。毛主席批示里只一句话：“曾志是来北京看病，不得牵连。”简短却掷地有声，保住了她起码的生活与尊严。可运动越演越烈，她仍被下放到粤北山区，肩挑水桶，步行山路，不少年轻人不知她是谁，只记得“老曾干活不要命”。
1972年，周总理派人把她接到陕西疗养。身体是歇下了，心却静不下来。革命干到半截，忽然成了“包袱”，她怎能甘心？于是有了那封写给主席的求职信。两周之后，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带着回信赶来，郑重朗读：“毛主席指示：可在西安工作，亦可返京疗养，由本人选择。”曾志眼圈猛地一红：“我要回北京。”
3月8日，她坐上开往北京的列车，终点站是丰台。下车时，迎接她的是汪东兴，“主席让你好好休养，组织另有安排。”随后，西四南大街的一处小四合院成为她的栖身地。平房朴素，院里栽了两棵枣树，她笑称比三十年代的苏区宿舍强多了。
回京后，领导们劝她不要急，“养好身子最要紧”。可她一刻也没闲着。只要哪家老同志有难处，她便提着篮子登门。有人劝她留点力气，她回一句：“命是党捡来的，能帮一点是一点。”这句话，她在苏区说过，在井冈山说过，如今依旧常说。
1976年9月，噩耗传来。她扶着窗台，望着阴沉的天空，许久没出声。那天傍晚，有人听见她低声喃喃：“老毛，这回真走远了。”之后整整一天，她把自己关在屋里，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翻出那封1973年的回信，轻轻抚了又抚。
1977年春，她被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熟稔她的人知道，这并非简单的“照顾”，而是重回岗位继续发光发热的最好方式。她把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报告交上去时，只写了十个字：“暮年尚能饭，愿添最后一把柴。”领导批示：准。
进入八十年代，戴着近视镜的她依旧奔走在干部子女的档案室，口头禅是“事情总得有人做”。对年轻姑娘们，她抓工作作风，同样叮嘱自我保护；对基层调上来的干部，她常提一句：“熬不过去，就想想我们当年在井冈山怎么熬的。”
晚年的曾志讲起革命往事，总带些调侃：“当年在井冈山把棉袄都送给战士，自己只剩一件麻衣，还得转头去割草做鞋底。可你们看我，今天起早贪黑还不是精神得很！”这样的笑声，多年后让不少受过她帮助的干部仍记忆犹新。
她没有等到给自己再配发新军装。1989年，曾志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一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只找到那封泛黄的信和主席的回信。信封边角处的汗渍早已晕开，却清清楚楚写着： “愿你保重，来日再为人民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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