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25日清晨，北上的绿皮列车缓缓驶入北京西站，汽笛声划破薄雾。站台上，一名穿着陆军常服的青年提着一只旧旅行包，神情里带着归乡的兴奋，他叫顾建军，时年二十六岁。部队批下探亲假后，这是他四年里第一次真正离开营房。
列车晃动时的节奏还残留在耳边，顾建军却已盘算好行程：先到家，再去胡同深处拜访多年未见的高中语文老师——张恒伯。张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语文底子深，亦爱写旧体诗，当年在课堂上常常把鲁迅的杂文和李白的诗句串着讲，对他影响极深。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时，张老师已年过五十，却依旧在讲台上一站就是整日，嗓音磁性不减当年。
回家两天后，顾家堂屋里仍飘着母亲的炖肉香，他却按捺不住，带了几盒当时颇抢手的炼乳糖，与一份连队自己刻的“先进个人”奖章，一早往东四的那条青砖小巷赶去。胡同口狭窄，骑自行车都得侧着把手，他边走边认门牌，仿佛回到少年时代。
推开木门，院里葡萄藤正泛黄。张老师倚在门槛看报，抬头见是他，笑纹一下堆满眼角，随手把报纸卷作筒子敲桌沿：“小顾，你回来了！”俩人坐进北屋。炉子上咕嘟着红枣小米粥，墙上那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条幅仍在，字迹苍劲。寒暄几句，张老师问起部队生活，顾建军讲到执行边防巡逻、夜间拉练，也说到连里办夜校，“政治、地理、英语样样得学”。张老师点头，忽而话锋一转：“打仗打仗，别光想着枪，还得成家。男大当婚，可不能耽误。”话音不重，却像一记闷棍敲在年轻人的后脑勺，顾建军只得憨笑，“部队忙，缘分还没到。”
午饭后告辞，他揣着张老师新出的油印小册子《春秋吟草》，步行去中山公园透气。那年北京街头，公交还是1角钱一趟，三轮车叮当穿行，公用电话排队动辄十几人。走到宣武门附近，他瞧见路边石阶上蹲着一个姑娘，低头抹眼泪。军人出身，总觉得不能坐视，便上前一句：“同志，怎么啦？需要帮忙吗？”姑娘抬头，眼睛红红的，自称叫“李雨”，山西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第一次来京，居住的国营招待所一时找不着方向。
北京的街巷曲折，外地学生手里的报纸折页地图并不好使。顾建军索性领着她，凭着路感一路打听。途中零星聊天，才知李雨酷爱古建筑，特意在假期里背包来京，想把故宫、雍和宫、卢沟桥逐一画进速写本。两个人一边寻路，一边说起《史记》里的辩法、也谈到电影《苦恼人的笑》，一句搭一句，竟不觉尴尬。半小时后，他们总算抵达旅馆，门头招牌掉了漆，仍透着八十年代国企宾馆的朴素气息。
李雨谢过顾建军，递上一张小卡片，上面密密写着宿舍地址与一串北京座机号。她笑着补了一句：“有空请你喝酸梅汁。”顾建军摆手：“我是现役军人，还要回家吃妈妈做的白菜炖粉条。”一句带着山西口音的“那改天吧”，消融了初遇的拘谨。
接下来几日，北京秋高气爽。顾建军白天探亲，晚上常在电话局排队拨号，听见那端李雨轻快的“喂”，心里莫名热乎。一次通话中，他约李雨去景山万春亭看落日。那天夕阳烧红紫禁城琉璃瓦，两人倚栏无言，风掠过树梢“沙沙”响。回城时，李雨从布包里掏出一张速写，“这是刚画的，你留念吧。”纸上是一名军人背影和一堵宫墙，线条跳跃。
探亲假很快到期。离别那晚，钟楼敲九下，两人在德胜门外公交站并肩站了许久。顾建军终于开口：“李雨，等我。”姑娘抿嘴笑，却没回答，只递来一枚手缝的小书签。细看，上面绣着两个字——“守候”。
归队后，顾建军被调至师侦察连，野外训练强度增大。信件却一封接一封往山西寄，不到十日必有回复，工整的小楷挤满纸页。连队战友取笑他“半个文化人”，他乐得不作声，只在昏黄的节能灯下把信件折好，塞进军绿色挎包中层。1982年冬，他因演练成绩突出记三等功一次。嘉奖令贴上板报，他却更在意能否凭此多争取几天修假。
1983年春，部里批准婚假。顾建军回乡先拜见父母，再赴太原求亲。李雨的家境普通，父母是老国营纺织厂工人，两家一个月内料理妥当，婚礼就在太原市工人俱乐部小礼堂举办。没有锣鼓喧天，只有一台凤凰牌单车作陪嫁，邻居们送来大红被面和搪瓷脸盆。张老师特地托人带来墨宝——“琴瑟和鸣”四个行草大字，裱在红绸里，算是送给学生最真挚的祝福。
婚后，李雨返校完成学业，顾建军仍在边防。聚少离多的岁月里，书信比薪水更珍贵。1985年，李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夫妻两地生活的格局由“营房—校园”变成了“营房—编辑部”，可见面次数依旧屈指可数。直到1987年，顾建军转业调回北京市人武系统，半宿舍半借住，他们才算结束漂泊。
值得一提的是，顾建军始终记得当年那句提醒——“男大当婚”。每逢中秋，他总要带着月饼和桂花酒去看望张老师。老先生已过花甲，依旧精神矍铄，谈到学生时总会摆手：“我哪配当媒人？不过说两句真话。”教书一世，竟无意间牵红线，也算别样功德。
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北京城日新月异。原来那座三进小院拆成了砖瓦堆，张老师举家搬到崇文门外的新楼。顾建军夫妇带着刚会走路的儿子来访，老人把那册《春秋吟草》递给孩子，说：“长大了再读。”诗集纸张微黄，墨香犹存，像极了那段青涩却火热的青春。
转眼到了2011年，顾建军与李雨迎来银婚。为庆祝，他们按旧路线重走当年的“寻路记”——从宣武门口慢行至昔日的国营招待所。原址已改成商务酒店，玻璃幕墙映出两鬓微霜的身影。顾建军故意学当年语气：“同志，还迷路吗？”李雨忍俊不禁，“如今连导航都会用，还能丢？”短短一句玩笑，道尽三十年风雨同舟。
岁月未曾停歇。2021年，张老师去世，享年九十。遗物中那幅“琴瑟和鸣”被家属赠还给这对曾经的学生夫妻，装裱后挂在客厅正中。每当晚饭后灯光亮起，橘黄光影洒在那四个字上，似见当年课堂里白发蒼苍却声如洪钟的身影。
顾建军常对友人说，若没有1981年的探亲假，没有那一趟拜访，他也许还在漫无目的地穿行岁月。一个平日习惯“严格纪律”的军人，与一个揣着速写本的文艺女孩，因为一场迷路结下姻缘，这样的桥段听来甚至像老电影，可它确确实实发生在改革开放初年的北京。
回望整段故事，时代背景浓烈：列车铺位上吱呀的铁皮声，胡同里烧煤炉的青烟，大学生们肩头的书包，连队夜校混杂着油灯与粉笔灰的味道……它们一起构成了这段感情最质朴的注脚。当年的那枚手工书签，如今被女儿裱在影集首页，上面“守候”两个字早已脱线，却仍能让人一眼看到初心。
在许多同龄人的记忆里，1980年代是一条宽阔的河，既有浪潮也有泥沙。顾建军与李雨只是无数逆流而上的年轻人之一。他们没想过要成为传奇，只是凭本能守住了对生活、对彼此的信任。正因为如此，那年探亲才成了他们生命里最温暖的意外，也是最深情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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