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重庆,军统局本部的一场饭局上,气氛冷得像停尸房。

做东的是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客座上坐着十几个面色铁青的年轻女特务。

她们不是来叙旧的,而是来“讨命”的。

她们的同学杨吉昌,刚刚死在了手术台上。

死因不是抗日受伤,而是因为被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和侦缉大队长谈荣章轮番霸占,导致下身大出血,活活疼死的。

面对这群受过专业杀人训练的愤怒女性,沈醉只做了一件事:软硬兼施,摆平。

在这座阴森的特务机关里,杨吉昌的死就像往深井里扔了一块石头,甚至没激起半点水花。

戴笠知道后,不仅没责罚凶手,反而赞赏沈醉“会办事”。

这就是军统女特务的真实命运。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她们究竟是如何从爱国学生,一步步沦为高官的玩物和杀人的机器?

故事的真相,远比电视剧《渗透》里那个号称“总留级”的许忠义所说的要残酷百倍。

把时间轴拉回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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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建瓯县,东南特训班正在扩招。

不同于后来美化过的影视形象,这里的空气中充满了压抑和算计。

戴笠对女学员的态度从来都很明确:她们是工具,是“人肉盾牌”,更是控制前线变节者的“锁链”。

所谓的“工作太太”制度,便是戴笠的一大发明。

当时,军统往沦陷区派遣大特务,为了掩人耳目,往往需要假扮夫妻。

戴笠大笔一挥,允许这些准备出发的老特务在特训班的女学员中随意挑选“伴侣”。

这绝不是简单的任务搭档。

对于那些在大后方早已妻妾成群的老特务来说,这是一次合法的猎艳;而对于那些怀揣报国热情的女学生来说,这是噩梦的开始。

只要被手指点中,无论你愿不愿意,必须收拾行囊,跟着这个陌生男人去敌后“过日子”。

李果谌被派往武汉任区长时,手指一点,选中了湖南籍女学员程子珊。

后来投敌当了伪杭州市市长的傅胜兰,也在班里带走了一个叫丁美珍的“工作太太”。

这些女学员的结局往往惨烈得让人不忍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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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中,丁美珍的命运尤为凄惨。

傅胜兰叛变投敌后,军统扣押了丁美珍的家人做人质,逼迫她毒杀“丈夫”。

在这场扭曲的家庭博弈中,丁美珍下毒失败。

那个曾经在特训班里宣誓要效忠领袖的她,最终被傅胜兰那双沾满鲜血的大手,活活扼死在伪市长的官邸里。

在戴笠的棋盘上,她们连弃子都算不上,顶多是一层抹布。

当然,也有“幸运儿”,比如粟燕萍。

她的幸运,仅仅是因为看上她的人是沈醉。

1938年的湖南临澧特训班,负责人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他把苏联那一套特工训练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湖南。

粟燕萍就是在这里被“炼”出来的。

在沈醉眼里,粟燕萍是个标准的“暴力萝莉”。

别的女学生见到老鼠吓得尖叫,粟燕萍敢冲上去把老鼠摔死;别的女生不敢下水,她眼一闭就往河里跳。

这种生猛的性格,正好对上了沈醉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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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在回忆录里毫不避讳地谈到,是他利用教官的身份,近水楼台先得月。

对粟燕萍来说,嫁给年轻英俊的教官,哪怕是做特务的老婆,也总比被分给那些秃顶、油腻的老特务当“工作太太”要强一万倍。

但这种“你情我愿”的背后,是余乐醒精心设计的洗脑工程。

他在临澧的一年时间里,硬生生把这群单纯的热血青年,训练成了六亲不认的特务机器。

电视剧《渗透》里,许忠义吹牛说自己“青浦班、临澧班、息训班都念过”。

这话要是让戴笠听见,估计会直接赏他一颗子弹。

这三个班相隔数千里,时间跨度极大,根本不存在“留级转学”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青浦班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没能活过1937年的冬天。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戴笠在上海同时开办了青浦班和松江班。

这是军统最早、也是伤亡率最高的特训班。

戴笠给他们的训词冷酷到了极点:“只讲战果,不顾牺牲。”

这群只受了不到一个月训练的学生军,被编入别动队,正规军撤退时,他们留下来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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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绞肉机般的战场上,八百多名学员折损大半,幸存者才狼狈撤退到湖南,有了后来的临澧特训班。

军统到底办了多少个这样的“死亡训练营”?

粗略算下来,这七个特训班至少吞噬了一万名青年的青春。

这一万人里,有多少是像粟燕萍那样“幸运”嫁给长官的?

又有多少是像杨吉昌那样,被长官玩弄致死,最后连个公道都讨不回来的?

沈醉在《军统内幕》里揭开了一个更荒诞的细节:临澧班开学时女生太少,戴笠竟然去找胡宗南“借人”。

胡宗南二话不说,把在长沙以“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六十多名女学生,打包送给了戴笠。

这六十多个姑娘,以为自己考上的是正规军校要去杀敌,结果一觉醒来进了特务窝。

绝大多数女生当场就闹了起来,可进了军统的门,哪是你想走就能走的?

在严酷的纪律和无休止的洗脑下,她们被迫穿上了特务制服,学会了射击、投毒,以及如何取悦男人。

戴笠甚至规定,普通特务不许和女学生谈恋爱,理由是怕女学生有了对象不肯去当“工作太太”。

只有沈醉这种心腹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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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军统的逻辑:规则是给耗材定的,特权是给心腹留的。

1946年戴笠摔死在岱山,那个特务王国开始崩塌。

沈醉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写回忆录时满是唏嘘,但他写得再详细,也无法复活那个在手术台上流干鲜血的杨吉昌,无法挽回那个在伪市长官邸被扼死的丁美珍。

历史不是电视剧,没有那么多幽默的“店小二”许忠义,也没有那么多跨省留级的传奇。

在那个黑暗的系统里,一万名热血青年,就像是被扔进磨盘的豆子。

一圈又一圈,血水混着泪水,被碾得粉碎,最终变成了滋养那个庞大怪物的养料。

她们曾是鲜活的人,最后都变成了冰冷的“工具”。

当我们翻开史料,看到那一行行枯燥的数字时,请记住,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曾有过一段被强行扭曲的人生。

这,才是历史最残酷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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