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20日，北京。
前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心脏病突发走了，享年85岁。
这时候，距离他拿到特赦令，已经过去了整整14个年头。
在当年那拨赫赫有名的“二黄一张”里，他是唯一一个活到最后的幸存者。
至于另外那两位——张灵甫和黄百韬，骨头渣子怕是早都化进了泥土里。
这三个中将，原本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结局却是一个天上两个地下。
可要是你耐着性子翻开战史细细琢磨，就会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这三个人，其实都是死于同一种“绝症”。
这三个致命的错误，哪怕只犯这其中的一个，都够喝一壶的，偏偏他们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一口气把这三个雷全踩了个遍。
这么一比，那个看起来最木讷的黄维，反倒是因祸得福的那一个。
为什么说黄维运气好？
这话不是我瞎编的，他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里自己都承认过。
你想啊，要是他一直留在旧军队里，就凭他那满身的毛病——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哪一样不用花大钱养着？
早晚得让他倾家荡产。
也就是被俘之后，解放军愣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
要不是这样，他估计早就像杜聿明那样，还没等到特赦，就先成了活体的“结核标本”了。
就在黄维老老实实在功德林里治病、改造的时候，黄百韬和张灵甫早就为他们的第一个共同错误买了单：对老蒋那种不仅盲目、简直是荒谬的“愚忠”。
这种愚忠到底到了什么份上？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咱们还拿黄维来说事儿。
这老头特赦出来后，还是不肯说老蒋半个“不”字。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里记过这么一档子事：有一次，邱行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当众指着黄维的鼻子骂。
骂什么呢？
说老头子把你那个好端端的字“悟我”，愣是给写错成了“培我”，你倒好，非但不生气，还自作多情地觉得这是老头子要重点培养你，居然连爹妈给的名字都不要了！
邱行湘当时气得质问他：“为了升官发财，连父亲取的名字都可以不要，你的气节在哪里？”
这话虽然说得难听，像刀子一样扎人，可仔细想想，哪句不是大实话？
这种把老蒋随手一笔当成天恩浩荡的毛病，不光黄维有，黄百韬更严重。
1948年11月，黄百韬被华野死死围在碾庄圩，那是真正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眼看着大势已去，他大半夜把战地视察官李以劻找来谈心。
你敢信吗？
这位杂牌出身的悍将，临死前想的根本不是怎么突围保命，而是还在那儿感念老蒋的“知遇之恩”。
他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李以劻给老蒋带个话，说他黄百韬这回是铁了心要“以死相报”。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得特别透彻，黄百韬其实就是被蒋介石给牺牲掉的，为的就是保全嫡系邱清泉。
可悲的是，黄百韬至死都没看透这一层，或者说，他其实看透了，但他心甘情愿当这个弃子。
至于张灵甫，那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愚忠届的教科书。
据邱维达回忆，张灵甫在孟良崮那个山头上，这就快没命了，嘴里念叨的居然还是老蒋当年的“赐剑之情”，宁肯被人打成筛子，也绝不投降。
正是这种要命的愚忠，紧接着催生了他们的第二个错误：狂妄自大，贪功冒进。
凡是熟读战史的人都会发现一个怪圈，这三位中将，与其说是被对手击败的，倒不如说是自己争着抢着把自己送进了虎口。
他们太想在“老头子”面前露一手了，生怕跑慢了一步，头功就被友军给抢走了。
黄维就是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在淮海战场上，老蒋一道手令催着他往徐州打。
本来部队是严阵以待、步步为营的，结果黄维为了抢功，根本不等后面的吴绍周，连军长级会议都懒得开，直接下令全军倾巢出击。
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后来气得在回忆录里揭老底：“就连同住蒙城内、近在咫尺的我，事前也没有收到通知。”
黄维满脑子想的都是抢下“救出黄百韬”的头功，结果呢？
把自己这十几万人马也顺道搭进了双堆集。
而那个正在等待救援的黄百韬，其实也是死于这种莫名其妙的狂妄。
刚被包围那会儿，黄百韬不仅不慌，还忙着向老蒋报功，吹嘘自己“消灭”了共军三万多人，说什么自己还能撑得住，甚至幻想来个“中心开花”。
这简直就是张灵甫在孟良崮那一套“马谡之谋”的翻版——也不看看形势，脸还没露出来，屁股先露给人家了。
这种狂妄的人，人缘通常都不会太好。
这就引出了他们的第三个死穴：同僚关系极差，简直是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在国民党军界，要是评选人缘最差的中将，“二黄一张”绝对能稳进前十。
张灵甫跟李天霞不对付，跟黄百韬也尿不到一个壶里；黄百韬呢，跟邱清泉那就是死仇；至于黄维，除了老蒋和陈诚，他眼睛里根本就夹不住别人，谁都看不起。
抗战那会儿，杜聿明九死一生从野人山爬回来，那叫一个惨。
结果负责点验装备的黄维，愣是没给人家好脸色看，一副公事公办的冷脸。
到了淮海战场，这笔账人家自然就算到了你头上，谁还会真心实意来救你？
愚忠、狂妄、孤立，这三座大山压下来，别说是人，就是神仙也难救。
这时候，我们不妨看看另一个人——王耀武。
如果把王耀武放在孟良崮、碾庄圩或者双堆集，结局会怎样？
答案很简单：他早就跑了。
邱维达对这两人的评价那是相当精准：张灵甫这人不大会处世，有了钱就去买古董字画，装高雅；王耀武则是个地地道道的“人精”，上上下下打点得面面俱到，谁都不得罪。
王耀武对张灵甫那是有真恩情的。
张灵甫落魄缺钱的时候，经常找王耀武打秋风。
王耀武虽然嘴上笑话他，但钱从来没少给过。
可张灵甫当了中将师长后，翅膀硬了，眼睛里只剩下老蒋和陈诚，把这位老长官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孟良崮战败的消息传来，王耀武气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整夜整夜地在屋里踱步。
那支整编七十四师，可是他半辈子的心血啊，就这么被张灵甫给糟践了。
据说王耀武当时恨得牙痒痒，连拔枪杀人的心都有。
王耀武是个明白人。
抗战时他死战不退，那是因为身后是国家，是民族；可打内战，他是一百个不愿意。
要是依着他自己的意思，早就离开济南往南跑了，哪会傻乎乎地守在那儿等死？
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比起“二黄一张”，王耀武不愚忠、不骄狂、更会做人。
即便是在那样绝望的局势下，他也一直跑到了寿光才被抓。
要是王耀武带第十二兵团，他绝不会像黄维那样，一头扎进人家布好的口袋阵；要是他带第七兵团，也绝不会像黄百韬那样，傻傻地死等那个根本不会来的救援。
这三个错误，犯一个都要命，何况他们是一口气全犯了？
黄维虽然被俘了，但他在战犯管理所里治好了那一身要命的病，活到了85岁，甚至后来还当上了政协常委。
对于一个在旧军队里注定要病死的“书呆子”来说，这或许才是最好的结局。
而那些至死都抱着“赐剑”和“知遇之恩”不放的人，除了在回忆录里留下一段段令人唏嘘的败笔，到头来，真的是什么也没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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