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冬天，抚顺的风特别硬。
早晨六七点钟出门，耳朵冻得发木，鞋底在地上敲得咯咯响，像踩在铁板上。
那时候，城里刚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表面上看着安静，其实暗地里乱得很，什么人都有。
可就在这样一个清冷的早上，有辆车悄悄开出了公安局，车里坐着孙培臣。
没说去哪儿，也没人提前通知。
他原本以为是去处理什么突发案件，结果一路开了四十多分钟，车子停在了郊外的荒丘上。
前面是铁丝网、岗哨和全副武装的苏军士兵。
他心里一紧：这里头到底藏着什么？
这不是普通的仓库。
等他跟着苏军军官走进去，眼前那一幕让他愣了半天。
地下是一整片巨大的弹药库，洞眼挨着洞眼，炮弹一箱一箱码得整整齐齐，像鱼鳞似的排满了整个山体。
有迫击炮弹，有重炮弹，还有轻便炸药，就这么放了几千箱。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地方竟然没人知道。
连接收小组都没掌握这份清单。
苏军军官开口了，话不多：“这个火药库原属日军，现在交给你们守。”没商量的余地。
孙培臣点了头，可心里清楚，这不是什么“交接”，这是把一座随时可能引爆的炸药山扔给他们了。
说起来，孙培臣能接这个任务，也不是偶然。
他是抚顺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刚上任那会儿，局里没几个人，警察还是伪满留下来的那帮人。
你说留也不是，赶也不是。
那时候的选择题都不容易。
第三天，他就站在伪警察局的会议室里，面对几十个神情各异的旧警察，说了一句后来很多人记住的话：“愿意干革命的，留下；想走的，没人拦。”
这不是宽容，是策略。
他清楚得很，想接住这座城市，就得先稳住人心。
会后，他和秘书长李树民一项项过档案、看表现，把那些心不定、想捣乱的全都剔出去。
留下来的三十多人，按技能分配，重新上岗。
可这还只是开始。
真正让他绷紧神经的，是接下来的事情。
原来在城里活动的国民党特务、伪满旧官员，还有些地方流匪，没一个是真“收手”了的。
有的打着“老百姓”的旗号潜伏下来，有的干脆和特务互通信息，开始策划破坏行动。
有一次，他们追查一个叫柏叶勇一的伪警察局长，这人原来就是个狠角色，投靠日军多年，懂情报、通线路，投降后直接潜伏下来，继续指挥日伪残余。
他们盯了一个月，才在黎明时把人从城南一栋小楼里抓出来。
这人嘴硬，但证据一堆堆摆着，最后还是全招了。
这场抓捕之后，城市的局势才算有点起色。
可也就在这个时候，苏军带来的那座火药库成了新的问题。
怎么守？怎么运？怎么防止出事？一个问题接着一个来。
市委书记吴亮平当晚就召集人开会，决定由保安旅抽一个连去守库，岗哨加倍，进出登记，夜间巡逻每班8小时一轮。
孙培臣干脆自己带队，每隔几天就去一趟，守库的士兵都记得他穿着厚呢子大衣，一进库就开始数箱子，一箱箱点。
后来东北军区副司令肖劲光、后勤部长叶季壮也跟着去了。
叶季壮当场翻看了几箱弹药，还发现几张日文标签，上面写着“供关东军第八旅使用”。
他当时就说：“这些不能浪费，前线正缺重炮，运去吉林。”
那之后，运输计划就开始了。
第一批装了两列火车，目标是梅河口。
可刚出第二个站，铁路信号就出问题了。
调查后发现，是有人故意破坏。
看来，消息已经泄露出去，有人盯上了这批军火。
这下，孙培臣彻底不敢放松。
他每天调度，核对清单，电话不断，哪怕半夜也守着装车点。
押运队员也不是一般人，每次列车出发前，都检查三遍以上。
有个老兵后来回忆说：“车站那会儿真安静，只有列车启动时的声音最响。”
可是这事儿拖得太久了。
弹药太多，运输条件有限，到1946年3月21日，我党政军机关撤出抚顺的时候，还有一部分炮弹没运完。
孙培臣那天做了最后一份清单，交给接替单位，站在库门口看了一眼，没说话。
从那以后，这个火药库再也没被公开提起过。
参考资料：
饶品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筹划接收东北的部署》，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金冲及主编，《开国将帅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东北抗联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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