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号，大半夜，北平圆恩寺。
这天晚上，出了一桩奇闻。
蒋介石挂着三军统帅的名头，枯坐在会议室里，眼珠子都望酸了。
他在等手底下那三个“台柱子”：管华北的傅作义、管东北的卫立煌，还有那个管徐州的副手杜聿明。
时钟滴答滴答，愣是转过了十二点，门口连个鬼影都没有。
蒋介石心里的火实在压不住了，扭头让身边的罗泽闿去催催杜聿明。
罗泽闿跑到地方，推门一瞧，好家伙，杜聿明正蒙着被子在床上躺着呢。
“这都几点了？
总统还在那儿坐着等开会呢。”
杜聿明身子动了一下，翻个身背对着他，一声不吭。
罗泽闿站在那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这就是那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集体爽约”闹剧。
这事儿说起来，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前面辽沈战场打成了那一锅粥，几百万人的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这三位手里握着重兵的大将，居然敢连个借口都不找，直接把顶头上司晾在那儿喝西北风。
哪来的胆子？
说白了，这是一场争夺指挥权的暗战，更是国民党军队那套烂摊子彻底散架的信号。
要弄明白这事，咱得把日历往前翻，从那笔烂账算起。
把镜头拉回到几个月前。
那会儿，陈诚把东北那摊子事搞得一塌糊涂，借口身体不好，脚底抹油溜了。
蒋介石左看右看，手边实在没几个人能用，只能硬着头皮把卫立煌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卫立煌这人，那是出了名的有主见，而且心里压根就不想打这场内战。
为了把卫立煌哄上轿，蒋介石算是下了血本。
他拍着胸脯打包票：东北的党、政、军大权全归你，陈诚败光的四个军番号给你补齐，再给你凑十万兵马，关内的兵团你也随便调，好枪好炮优先给你用。
总之一句话：那是你的一亩三分地，你说了算。
可卫立煌心里那把算盘打得精着呢：眼下东北这局势，谁出去谁倒霉。
对面的围点打援玩得那叫一个溜，一旦出了城，那就别想回来。
于是他走马上任后，搞了个“笨办法”：死守沈阳、长春、锦州这几个大城市，雷打不动。
他也不光是干坐着，私底下也在攒劲。
在抚顺把炼油厂弄起来生产油料，修机场，囤物资，搞这套“整军经武”。
他的算盘是：只要城在我手里，我就跟你耗，耗到国际形势变了再说。
这招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是当时蒋军在东北唯一能保命的路子。
要是真能沉住气按这个方子抓药，东北那边没准还能多喘几天气。
可偏偏坏就坏在，蒋介石这人，嘴上说的话从来当不得真。
瞅着卫立煌在那儿当“缩头乌龟”，南京那位坐不住了。
蒋介石的老毛病又犯了——遥控指挥。
既然卫立煌这个“总司令”不听喝，那就把他架空。
蒋介石把第九兵团的廖耀湘、沈阳防守的梁华盛、第七兵团的刘安祺，挨个儿叫到南京。
名义上是汇报工作，实际上就是去“洗脑”。
蒋介石给他们封官许愿，中心思想就一个：别理卫立煌那套保守战术，给我冲出去，打通沈锦线！
这一手玩出来，东北的指挥系统当场就瘫痪了。
底下的兵团司令手里有了“尚方宝剑”，谁还正眼瞧卫立煌一下？
杜聿明后来回忆这段日子，说得特别露骨：“东北那些将领，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手里攥着兵权，都想直接听蒋介石的，谁也没法把他们捏到一块儿去。”
最现眼的例子就是范汉杰。
蒋介石为了把卫立煌架空，特意搞了个“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让范汉杰去当这个头儿。
卫立煌说：“指挥所放在葫芦岛保险点。”
蒋介石说：“不行，必须钉在锦州。”
范汉杰听谁的？
那是板上钉钉听蒋介石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卫立煌想让范汉杰挪窝去葫芦岛，范汉杰压根就把这话当耳旁风。
卫立煌这个名义上的“一把手”，被挂在半空，成了个光杆司令。
局面就这么硬挺着到了一九四八年十月。
塔山那边的枪声响了。
侯镜如带着部队去攻塔山，卫立煌心里不踏实，派了自己的心腹陈铁去葫芦岛设个指挥所“督战”。
这事儿就有意思了。
卫立煌是怕侯镜如打不下来吗？
恰恰相反，他是怕侯镜如脑子一热真去拼命。
因为卫立煌和侯镜如心里都跟明镜似的：真要是冲过塔山，那就是一脚踏进了鬼门关，想回来都难。
所以这两人心照不宣：磨磨蹭蹭地打，等着锦州那边丢了，大伙儿也就有借口撤回葫芦岛保命了。
这就是那个烂摊子的典型照妖镜：上下级之间、同僚之间，哪还有什么配合，全是互相拆台，都在为了保住自己那点家底演戏。
十月十五号，锦州没了。
蒋介石急得直跳脚。
十月十八号，蒋介石飞到沈阳，逼着卫立煌、杜聿明去把锦州“夺回来”。
卫立煌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
这哪是打仗，简直是送死——锦州在手里的时候都守不住，现在丢了还要去攻？
脑子进水了吗？
在沈阳吵不出个所以然，蒋介石火冒三丈，把一帮人拉到北平接着吵。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号下午两点，北平圆恩寺。
一场关乎几十万人命的碰头会开始了。
屋里几个人那是各怀鬼胎：
蒋介石：死活要打锦州，哪怕把家底赔光。
卫立煌：死活要守沈阳，这时候出去就是送人头。
傅作义：我是华北的看客，东北的烂摊子我不沾边，我就在屋里转圈圈，装哑巴。
这时候，所有的压力全压在了杜聿明肩膀上。
杜聿明是蒋介石的嫡系学生，虽然这时候被抓来当“救火队长”，可他心里也是苦水直冒。
老腰病犯了，疼得坐都坐不住。
更要命的是，他在飞机上早就跟卫立煌通了气：锦州绝对不能打，还得劝老板赶紧把廖耀湘兵团撤回来，不然也得搭进去。
可看着蒋介石那张铁青的脸，杜聿明心里清楚，硬顶是没好果子吃的。
为了早点结束这场让人窒息的会议，杜聿明抛出了两个路子。
路子一：东北全军从营口撤退。
（这是大实话，也是唯一的活路，但他知道蒋介石听了肯定炸毛。）
路子二：让廖耀湘兵团先往大虎山、黑山那边试探一下，能打过去就打锦州，打不过去就赶紧撤。
这第二个路子，其实是个“障眼法”。
杜聿明心里跟明镜似的：廖耀湘压根就打不到锦州。
他提这个，就是为了给撤退找个台阶——让廖耀湘去撞一下南墙，撞疼了，蒋介石自然也就死心同意撤退了。
这是一种被逼到墙角的“职场混事学”。
作为前线指挥官，他没法用军事常识说服老板，只能用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方案来糊弄。
谁知道，蒋介石一听，觉得这方案“很合心意”，当场拍板。
紧接着，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蒋介石问大伙儿咋样。
卫立煌嘴巴闭得紧紧的，一脸“爱咋咋地”的表情。
傅作义在屋里转来转去，被问急眼了，憋出一句：“这是两条心。”
啥叫“两条心”？
就是说大伙儿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蒋介石想的是决战，卫立煌想的是保命。
一直耗到晚上六点，谁也不肯点头，谁也不肯明说不行。
最后还是傅作义打破了僵局：“我还要约他们几位吃饭。”
蒋介石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行行行，你们去吃饭，吃完饭再回来开会。”
这一顿饭，吃得蒋介石那是望眼欲穿。
吃完饭，杜聿明说腰疼，不去了。
傅作义说，既然老杜不去，我也不去了。
卫立煌说，那我更不去了。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三位大将集体把统帅给鸽了。
这种“消极罢工”能解决问题吗？
显然是做梦。
卫立煌和傅作义资历老，又是一方诸侯，敢把蒋介石晾在一边。
杜聿明不行，他是黄埔出来的，是蒋介石的“门生”。
第二天，杜聿明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蒋介石。
他本想再劝两句，结果被蒋介石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被骂懵圈的杜聿明，骨子里那种“顺从劲”又上来了。
他心里那股气泄了个干净，暗想：“拉倒吧，反正江山是他的，队伍是他的，他想丢就丢，想送就送。
万一我死犟着不松口，到时候从营口撤退也不成，反倒落个杀头的罪名。”
这一个“拉倒吧”，几十万大军的命就算交代了。
杜聿明接下了那个荒唐的命令，不光接了，还替蒋介石去给廖耀湘下令。
蒋介石甚至还在卫立煌面前演戏：“我跟俊如（卫立煌）说了，这事归你指挥。”
你看，都到这时候了，蒋介石还在玩弄权术，想把黑锅甩给杜聿明，顺手再把卫立煌架空。
后来的事大伙儿都知道了。
那个被杜聿明拿来当“试探借口”的黑山阻击战，变成了真正的绞肉机。
廖耀湘兵团在大虎山、黑山撞得头破血流，想撤的时候腿已经被抱住了，最后连锅端，一个没跑掉。
后来，杜聿明在功德林里，写下了这些回忆。
字里行间透出来的，不光是后悔，更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回过头看，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号那个晚上，其实就是国民党军队崩盘的前夜。
这不光是一场仗打输了，更是一种组织模式彻底死透了。
蒋介石以为靠着越级指挥、分权制衡就能把控全局，结果造出了一个上下离心、将帅不和的怪胎。
统帅信不过前线总指挥，前线总指挥防着统帅，执行者为了不得罪老板，只能编假话哄着来。
当最重要的决策会议，最后以“大伙儿去吃饭然后集体逃会”这种荒诞的方式收场时，这支军队的魂儿其实早就散了。
在那个冷飕飕的深夜里，躺在床上装睡的杜聿明，听着门外罗泽闿的敲门声，心里想的恐怕不是什么战略战术，而是一句早就该承认的大实话：
这艘破船，早就沉底了。
信息来源：
卫立煌《卫立煌回忆录》（参考关于塔山阻击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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