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围困成都，严令只准贺总所带18兵团入城，这其中有什么考虑|川军|成都市|胡宗南

1949年12月27日破晓时分，成都北面的战线已趋于安静，只有零星的枪声在府南河畔回荡。对于躲在城墙后瑟缩观望的守军来说，一夜之间局势天翻地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西面封锁了龙泉山口，第一野战军的前锋逼近新都，而南线则由贺龙的第18兵团合围完毕。成都已成孤城。

四川成为最后决战舞台，并非偶然。自渡江战役告捷起，南京、上海、武汉相继易手，蒋介石退居西南，寄望“川滇黔”天险与胡宗南、刘峙等残部做最终抵抗。按蒋的设想，倘若成都能守半年，局势或许仍有转机。可战局的发展，远比他预想得要快得多。

二野总前委很清楚，只要摁住胡宗南，把成都拿下，再南下就像推倒骨牌；反之，若让胡部逃入川康山区，山高林密，追歼困难，战事势必拖长。于是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先在大巴山、川北一线布下口袋，堵截胡宗南南撤。这个“口袋战术”的实施者，正是贺龙指挥的第18兵团。

18兵团的来历颇不一般。它由原西北野战军独立第1、第2、第3纵队改编，骨干多是红二、六军团老战士。部队番号虽列属二野，但在军史上更偏北线作战风格，擅长山地奔袭。对付熟悉川陕地形的胡宗南，他们再合适不过。

10月下旬，18兵团从陕南翻越秦巴，几乎是昼夜兼程。沿川陕公路奔袭、包抄，迫使胡宗南主力尚未进入成都平原就连续被截断，最后退无可退，只能钻进双流—温江一带狭窄防御圈。刘伯承收到胡宗南困兽犹斗的电报后，当夜向18兵团下达命令：“就地封锁，静待入城。”

奇怪的是，此时第二野战军第10军距离成都不足十五公里，他们求战心切。电报飞至西南前线总指挥部，要求率先进城。按常理，10军一路攻下来，资格和功劳都可圈可点，却被婉拒。总前委的回复只有一句话：“由贺总率18兵团接管成都，其余部队就地整训，准备西昌方向战役。”

这番安排背后，有三条算盘。

先看政治层面。贺龙在四川的名声极好。1935年长征路过川西，他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曾与当地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周旋，也同底层百姓打成一片。二十多年的情谊，使得不少川军老兵对“贺大哥”心怀敬重。成都城内的川军高级将领李家钰旧部、邓锡侯副官，多半曾与贺龙打过交道。让贺龙出面，缓冲城防部队士兵的紧张心理，比派陌生部队更省事。

其次是军事节奏。成都一旦掌握，二野须迅速腾出手去解决西昌—雅安地区的白崇禧、邓宝珊残部，还要扫清黔桂山地的土顽。第10军野战经验丰富，需要投入下一轮追击；18兵团却刚刚完成围城，兵员整编和补给状况相对完整，更适合承担城市接管、肃清潜伏特务以及组织新生政权的任务。

第三是后勤与治安。成都历来商业繁华，烟土、金银、官僚资本交织，内部成分复杂。18兵团编制里有一个先遣政工随营学校，干部一千多人，专门培训城市接收要领。再加上军纪素来严格，进入市区后能迅速划分警戒区、接管金融票号、封存大小仓库，减轻西南局政务系统的压力。

12月29日午后，城门大开。贺龙身着旧军大衣，骑在枣红马背上率领先头营进入皇城坝。街道两旁挤满百姓，有的跟随大部队走了一段路，边走边喊“欢迎人民解放军”。面对拥挤人群，贺龙挥手示意：“同志们，先回家，明天还要上工做活路。”简单一句方言，气氛顿时松弛。

接管程序当晚启动：市警察局、交通署、银行及铁路办事处全部派出军管小组；电话总局则由60军工程营接收。仅用两天，粮、盐、煤、医药四大民生系统完成交割。西南军区在宽巷子挂起牌子，贺龙兼任司令员，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军政一体化框架就此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