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重庆村民挖出一具戴脚镣的遗骸，身份鉴定后，惊动了中央|川军|独立团|独立师|王光泽|脚镣|身份鉴定|遗骸|重庆市

1982年冬天，重庆酉阳县的山风一阵紧似一阵。龙潭镇鹅塘村的地里，几个村民挥着锄头挖地基，谁也没想到，一声清脆的“当啷”，从土里传出的不是普通石块，而是一截冰冷的铁链。

土层被扒开，一具遗骸露出轮廓。脚骨处赫然拴着沉重的铁镣，四根粗铁钉穿骨而入，钉得死死的。村民越看越心惊，只能立刻报给公社和县里。等文物管理所和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时，脚镣已经被泥土和锈迹包裹，却依稀还能看出当年那种刻意折磨的恶意。

遗骸被小心翼翼地起出，送往有关部门鉴定。资料一比对，人们才慢慢意识到，这极有可能牵出一段尘封已久的红军历史。很快，消息层层上报，引起高度重视。公安机关、军队系统、党史专家先后介入，围绕这具“戴着脚镣的烈士”展开了细致调查。

经过多次比对和考证，一个久被误认、甚至被当作“失踪”的名字再次出现——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这个名字，在地方老红军口中并不陌生，却长期缺少确切的牺牲地点和下落。那年距他遇难，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八年。

有意思的是，王光泽的故乡湖南衡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便多次向上级打听他的消息。酉阳这片山地，也多次组织过零散的寻找，但因为地点判断有误，始终一无所获。直到邬家坡那口无名坟被村民挖开，一条被血和铁链锁住的历史，才算真正露出原貌。

一、从放牛娃到红军师长

把时间往前推近八十年，1903年，一个普通农家孩子在湖南衡东县鹤桥村呱呱坠地。家境贫寒，土地不多，兄弟姊妹又多，年纪稍大一点，这个孩子就只能替地主放牛、干短工，吃的是剩饭，住的是牛屋，日子里见得最多的是呵斥和鞭子。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名震湘赣边的王光泽。十岁左右，他又被送去学木匠。干的是精细活，挣的却是辛苦钱。试想一下，白天赶工，晚上还要给师傅干杂活，稍有疏忽就是一顿骂，这样的生活，很难不在心里积出一肚子闷气。

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浪潮汹涌而来，湖南成了风潮最盛的地方之一。茶陵、衡山、醴陵一带的农民协会，纷纷兴起。王光泽当时在茶陵县腰陂镇给人打家具，镇上时不时有人悄声传递新思想，讲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对长期受压迫的木匠来说，这些话听起来不只是“新鲜”，更多是一种解气。

在当地进步力量的介绍下，他很快投身农民运动，参加武装斗争。农会、赤卫队、农军，哪一块有事，他就往哪一块跑。不得不说，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从一个吃苦耐劳的手艺人，慢慢变成有组织纪律观念的骨干。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动军警在湖南大肆搜捕革命者。茶陵、衡东一带也不例外。王光泽只好暂时躲回老家，避一避最凶的那阵风。等到当地形势略有缓和，他又悄悄回到腰陂镇，表面上重新摆起木匠摊子，暗地里仍旧联系农军骨干，继续做地下工作。

1930年6月，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正式纳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范围。腰陂镇的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组织比较健全。王光泽多年的活动，得到了群众和组织的认可，被推选为腰陂镇工会主席兼赤卫队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放牛娃到基层武装负责人的跨越，说起来简单，其实是靠着一次次与地方恶霸、反动武装的正面碰撞换来的。

之后几年里，他在地方武装中不断历练，先后担任区队、独立营、独立团负责人。到1933年，他已经是茶陵独立团团长，配合红军正规部队在茶陵及附近几个县组织伏击，不少战斗打得干脆利落，为“第四次反围剿”提供了坚实支援。老百姓口口相传，说这个王团长“打仗不要命，对人却有情”，既敢冲锋，又舍得替战士担风险。

同年，茶陵独立团整编入红六军团第53团，他出任团长。任务变重，战斗节奏更快，他带着部队在湘赣交界地带穿插作战，既是地方的“主心骨”，又成为配合中央苏区主力机动作战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到1934年春夏之交，他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红军指挥员。

二、黔东独立师：一支“拖住四万”的小部队

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被迫长征。红六军团也奉命离开原有根据地，向湘南、湘桂边一带转移。王光泽随队出发，部队先后途经江西、湖南南部，再向贵州方向挺进，担负着先遣队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的双重任务。

这支部队在黔东地区的活动十分频繁。1934年10月24日，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贵州沿河、印江一带的木黄镇胜利会师，标志着红二、六军团的汇合。与会师的喜悦相伴的，是更加严峻的追击和围堵。川军、黔军、湘军都在调兵遣将，准备围歼这支红军。

为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向湘西突破，中央和军团首长决定在黔东留下少量兵力，继续牵制敌军。于是，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在这一背景下组建。王光泽被任命为黔东独立师师长，政委由段苏权担任。这个“师”，名义上下辖四个团，实际上人员只有七百来人，编制仓促，装备也很简陋，其中一部分还是地方赤卫队和伤病员。

从兵力对比上看，黔东独立师面对的是湘、川、黔三方共计四万余人的追堵部队。人数差距悬殊，武器更是没法比。但战场上，不单看数量。如何利用地形、迷惑敌人、打乱对方部署，这才是这支小部队的使命。

10月29日，王光泽采取了一条出其不意的行动路线。他先带部队向西迂回，故意做出继续向贵州腹地开进的假象，随后又突然折向南方。一路上，独立师不断选择敌人防御薄弱地段发动突击，打完就走，让敌军摸不清这支红军究竟有多大规模、到底朝哪边去。

这种看似“游走”的打法，实则极有针对性。川、黔军阀一时判断失误，把这支人少、装备差的黔东独立师当成红二、六军团主力，以为掌握了“主力南下”的线索。于是，川军刘湘部队派出一个旅直插松桃，企图截断去路；黔军王家烈则沿乌江推进，试图与川军南北夹击。湘军也在另一侧策应，围追堵截的圈子越收越紧。

到了11月10日，川军旅部与赶来的湘军一同向沙子坡镇猛扑过来，黔东独立师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局。王光泽和段苏权综合判断，认为掩护主力转移的核心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再恋战，整支部队很可能完全被吃掉。于是，他们果断调整目标，不再强行拖延，而是准备向人迹相对稀少的梵净山方向突围，力争保存有生力量，继续北上，力图与主力会合。

这一决断，看似退一步，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战斗力。只是，战场并不会给人太多喘息机会。部队边走边打，刚翻进梵净山一带，就发现原属独立师的印江独立团已经在此前的急行军和战斗中被敌人打散，团长也被俘牺牲；四个团瞬间只剩下三个，队伍削弱得很快。

更棘手的是，被派来堵截的黔军一个旅也在机缘巧合下赶到梵净山，与独立师迎面撞上。经过长时间行军和战斗，独立师的体力、弹药都消耗严重，给养千疮百孔。但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依旧只有一个选择——打。凭借梵净山复杂的山地地形，王光泽设计机动防御，让部队在山梁、沟谷之间不断转移，打冷枪、设伏击，磨得对方很难受。

在这段时间里，敌军多次试图形成合围，却总被独立师的机动战术打乱节奏。等到双方损耗都不小时，黔东独立师抓住间隙，趁夜暗翻过梵净山地，继续向湘西方向撤离。不得不说，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局面下，能在敌重围中几次脱身，本身就说明了指挥上的老练。

等队伍进入四川秀山一带，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独立师在孟溪、邑梅等地先后与敌军激烈交火，以极高的代价击退一次次围攻。就在秀山县邑梅镇附近的一场恶战中，段苏权右脚中弹负伤，被战士们背着转移到乡下隐蔽。自此，这位政委与独立师失联，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辗转回到队伍中。

而独立师仅存的三个团，经过这几轮血战，两团损失殆尽，团长一人阵亡，一人下落不明，只剩下黔东独立团还紧紧跟在王光泽身边。这种“越打越小”的情况，在当时红军许多掩护部队中都存在，但黔东独立师面对的压力尤为集中。

11月下旬，残部继续向东迂回，绕到秀山县迓架一带，又遭遇当地民团和土匪的袭扰。红军一边抵抗，一边往前撤，战斗频率之高，让许多战士几乎是在枪林弹雨中硬生生被“拖着”前进。到了28日，他们在川湘交界的大板场附近再次陷入伏击。当天大雾弥漫，视线极差，战士们分不清方向，只能凭枪声、喊声判断敌我。混战之中，部队被打散，小股队伍四处突围。

傍晚时分，各路散兵陆续向预定集结点干坝子靠拢。清点人数时，得出的数字让所有人心里一沉——全师七百余人，到此只剩下百来号，伴随他们一同走到这一刻的战友，大都永远留在了沿途山野。

三、干坝子分兵与师长的被捕

干坝子这个地名，本来十分普通。对黔东独立师的幸存者来说，却是一个难以忘记的地方。这里既是他们最后一次系统集结的地点，也是命运彻底分叉的起点。

看到眼前仅剩的一百多人，王光泽心情极其沉重。连日苦战，伤员多，弹药缺，粮食更是捉襟见肘。部队若继续保持整体行动，极易被敌军发现后一网打尽。在这种背景下，他不得不考虑一个残酷而现实的问题：这支部队，是应该“整建制战死”，还是想办法让一部分人活下来，为以后留下火种。

短暂沉默后，他把所有人召集起来，用尽量镇定的语气作出决定：现在起，全师化整为零，分散突围，每股人马人数不宜过多，目标只有一个——朝湘西方向移动，尽可能与红二、六军团主力会合。他的声音并不高，却足够坚定：“不能都折在这里，总要有人走出去。”

不少战士当场就哭了，情绪激动得很。有人大声说：“师长，我们不走，要跟你在一起。”王光泽压下感情，重重拍了拍身边战士的肩膀，语气一改刚才的平静，带着几分斥责：“命令已经下了，都要执行。这不是讲不讲感情的问题，是要不要把队伍的命脉留住。”

“你们能走出去，就是给黔东独立师留条路。记住，往湘西去，去找大部队。”他停了停，又补了一句，“到那边，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在这里牵住了敌人，没有白打。”

这样的分兵方式，在当时既无选择，也无退路。百余人陆续组成几股小队，夜色中悄然离开干坝子。有人边走边回头，不愿错过师长最后的身影。有的战士甚至在心里默默说：“师长，你一定要活着。”遗憾的是，后来的统计表明，这些分散出去的战士中，真正成功抵达湘西，与主力会合的只有十几个人。

等到最后一批战士也消失在山坳里，干坝子一片寂静。王光泽这才带着身边仅剩的几名警卫员，选择另一条隐蔽路线向东南方向转移。短短几天内，敌军、民团、土匪的多重夹击，让这支小队不断减员，直到最后，只剩下他孤身一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庇护。辗转间，他到了秀山县涌洞镇附近，被一位名叫吴荣友的农民收留。这个普通农户冒着极大风险，在自己家里安置了这位不知名的“客人”。两天里，他帮着打点伙食，避开周围警惕的眼睛。后来，王光泽提出：“不能再拖，我得想办法去找大队。”吴荣友沉默了一阵，还是点头答应帮忙。

他找出几件普通农人的衣物，把王光泽打扮成赶路的穷苦汉，又拿出几斤红薯塞到他手里：“往花垣方向走，那边以前听说有红军大部队活动，你小心点。”短短一句叮嘱，既有同情，也有对现实的担忧。

不难想象，这段路走得极为艰难。没有向导，没有明确的落脚点，只能靠耳闻、靠经验摸索前进。更糟糕的是，敌对势力早已在周边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网，一旦有形迹可疑之人，就会被盘查。遗憾的是，王光泽还没能彻底走出秀山境，就在途中被当地民团识破身份，押送到驻扎在酉阳县一带的川军田冠伍部。

在敌人看来，能抓住一名红军师长，哪怕这个师长带的兵已经所剩无几，也是一件值得大肆邀功的事。田冠伍得知消息后，兴致极高，立刻着手筹划审讯。他先是摆出一副“怀柔”的姿态，试图用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来诱降。酒席宴会不断，言语之间故作亲切，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只要开口，前途可保。

然而，面对这些，王光泽态度十分坚决。他对敌人的劝说毫不买账，几句话就让对方颜面尽失。据在场者后来回忆，他曾冷冷地回了一句大意是：“当了红军，就没打算再回头。”这种态度，显然远超对方心理预期。

软的不成，田冠伍便撕下“客气”的面具，开始施以酷刑。为了逼供，他命人给王光泽戴上沉重的铁脚镣，又用四根烧红的粗铁钉穿透脚踝，将脚镣死死钉在骨头上。这种做法，既是折磨，也是刻意羞辱。换作旁人，恐怕早已晕厥或者屈服。

然而，审讯持续的几天里，他依旧没有吐露任何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也没有给敌人提供一个投降的机会。田冠伍无计可施，只好把情况上报上司刘湘。刘湘对这种“硬骨头”也没有多余办法，只能电告南京方面请求指示。不久，蒋介石下达“讯明就地处决”的命令，一条生命的归宿就此被决定。

四、荒岭枪声与迟到的归队

1934年12月21日凌晨，酉阳县龙潭镇附近的一处荒山野岭，被挑中作为执行枪决的地点。那时的冬夜很冷，山风一阵阵刮过，四周寂静。押解队伍在半暗半明的天色下停下脚步，将王光泽带到预定位置。

脚镣还钉在骨头上，走一路，脚下一路淌血。就这样，到最后一刻，他还挺直了腰板。有现场的零星传闻说，他在敌人枪口举起时，仍高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这类细节，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下很常见，却往往缺少确证记录。不过，结合他此前一贯表现，这样的行为并不出人意料。

三十一岁的生命，在连续不断的战争年代里，并不算罕见的牺牲年龄。对于黔东独立师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师长永远留在了川渝相接的山间。更让人唏嘘的是，当时很多红军战友，包括后来担任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人，都长期认为他是在秀山一带牺牲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多次开展烈士登记、墓地勘查工作。组织上按照既有线索，在秀山县境内反复寻找王光泽的遗骸和相关痕迹，结果始终没有收获。时间越久，线索越模糊，这位牺牲于1934年的师长，仿佛被山风和雨水一起抹平在记忆深处。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黔东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在抗战爆发后重新回到队伍之中，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因为曾在某段时期遭受错误看法，他的经历也一度引发外界的误解。但在黔东独立师的老战友群体中，他与王光泽一起掩护主力、坚守黔东的事实，是不容质疑的。人事沉浮，与那一段战事的真实残酷相比，不过是后话。

真正让王光泽“归队”的转机，出现在1982年。那一年，酉阳县文物管理所配合上级部门开展野外普查，基层干部逐村走访。鹅塘村村民在邬家坡挖地基时，碰到埋在地下的铁镣和骨骸，这才引出了前面提到的那一幕。公安和文物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勘查现场、取样鉴定、走访老乡，相关材料又与当年的战斗记录、档案记载对照，一条线索一点点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