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米则资盗”是袁崇焕诸项死罪中争议较大的一条，有人觉得这是明廷和崇祯推卸“己巳之变”责任的甩锅，有人则认为这是袁督师暗通后金的铁证。那么这两种观点，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呢？
首先，袁崇焕在高台堡向喀喇沁（小部落联盟，属朵颜三卫的一部分）售卖粮食是事实，但并不存在背着朝廷“偷偷摸摸”一说。
辽东巡抚一职设置于正统朝，其“便宜行事”就包含“专司蒙古”。天启七年改“辽东经略”为“蓟辽督师”，也将原隶属蓟辽总督的辽东巡抚划拨到了督师帐下，所以袁崇焕自然也握有“专司蒙古”之权。
虽然崇祯元年因财政拮据，崇祯拒绝了喀喇沁的求赈并要求大同和蓟镇（不属于蓟辽督师辖区）暂停发放蒙古各部的岁赏。但这只是支出方面的缩减，并不是命令边镇封疆们与蒙古各部解盟。
所以袁崇焕仍可以通过“专司蒙古”之权，与喀喇沁接洽和互市。也正是这个原因，售粮一事被梁廷栋上报朝廷后，崇祯没有下旨问罪或严责袁崇焕，而是要求兵部和督抚们详细汇报事由。
兵部证实喀喇沁各部（三十六家）原就是“款夷”（明朝对结盟称臣部族的统称），在招抚之列。袁崇焕也说明自己卖粮的理由，大意是受灾的蒙古诸部不会坐以待毙，如果不拉他们一把，他们必然倒向后金。
比如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的部分草场被察哈尔林丹汗侵占，向明廷求援无果后，喀喇沁就和后金结盟共击林丹汗。当然这也是梁廷栋等人弹劾袁崇焕的原因，喀喇沁已和后金结盟了，卖给他们不就等于送给后金么？
只是袁崇焕觉得这些夹在大明、林丹汗和后金之间的蒙古中小部族，其生存策略就是“有奶便是娘”。军事上大明提供不了帮助，他们就会去抱后金的大腿。而当下后金提供不了他们生存所需的物资，大明自然可以用粮食换来他们的马匹和效忠，“他夷入犯，我得藉其藩篱”。
最终，崇祯基本认可了袁崇焕的行为，但不给予额外支持（输送粮食），也要求袁控制粮食交易量，即“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相关史料见文后附录《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
由上可知崇祯和明廷并未将“卖粮”和通敌直接联系起来，这也是量刑时的罪名是“资盗”而不是“资敌”的原因。即向喀喇沁售粮没问题，但“喀喇沁把粮食再卖予后金”这个可能存在的行为有问题。
所以袁崇焕就算是没有通敌，至少也因玩忽职守，资助了喀喇沁的“盗行”，某种程度上“市米资盗”也像是以果导因的诛心之论。而且“己已之变”及其后的事实也表明，相对于袁崇焕，“资敌”更厉害的反而是明廷和崇祯。
袁崇焕在高台堡的互市对象并不是“喀喇沁”全体（他也没那么多粮食），而是其中拥有“朵颜三卫都督都指挥”官职的“束不的”（也称“苏布地”）部。享受到明朝恩惠的束不的部，在己巳之变时就未倒向后金。
布尔喀图，初为喀喇沁部台吉。天聪三年六月，使入贡，九月，来朝。十月，太宗自将伐明，以布尔喀图尝如明朝贡，习知关隘，使为导。师入边，克龙井关，抚定罗文峪，分兵命布尔喀图戍焉。
《清史稿·卷二二九》
主动倒向后金的都是那些从明廷要不来岁赏、也买不到粮食的部族，如充当后金入寇向导的布尔喀图部。所以明廷自身失败且短视的对蒙政策，成了压垮自己边墙的最后一根稻草。
“己巳之变”期间和之后，明廷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上年十一月，东兵方抵遵化，而卫彝之贡亦至通州。传闻二国合谋，其迹已为可异。令督臣报抚赏方颁，竟随东兵扬去。饱我金缯，肆彼奸谋，转盻之间，二运三运踵至。彼视金缯为寄物，习变诈为故常，若非早定驾驭之方，恐复堕彼阴狡之计。不但纵之至京至通，不可即。仍听其叩関受赏，亦非成谋之得也 ……
《崇祯长编》
崇祯三年正月，喀喇沁各部（包括一些随后金入寇的）向明廷派出了贡使求赏。虽然明知这是乘火打劫，但因关宁军东奔以及瞎指挥致勤王明军折损了六七万，已底气不足的明廷和崇祯，不得不答应了“城下之盟”。
注：整个“己巳之变”中东蒙古诸部与后金、大明的关系也严重不统一，有和后金结盟入寇的，也有乘后金主力不备偷袭其辎重的，也有乘火打劫自行在京畿劫掠的。
“己巳之变”的此消彼长，让东蒙古诸部的分量变重，明廷不仅又陆续在张家口、大同等地重启互市，而且管理上也不再敢严厉要求和筛查了。
我军大市于明张家口。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部下三人，潜入明边，取其牛驴。上以两国既和好贸易，何得违令盗取与国牲畜？令执三人赴明界上，斩其为首者以示明人。为从二人各鞭一百，贯耳。甲午，明宣府巡抚沈某、总兵董某，身任和议，与我国共定盟约 ……
《清太宗实录·卷十二》
不仅后金能公然入市贸易（网上也有观点把此甩锅给“晋商”或者明廷议和派），为了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皇太极甚至主动处罚“不守规矩”的蒙古人，以示诚信于明廷。所以谁在“资盗、资敌”呢？
编者附《明清史料甲编·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
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谨提备，仍着袁崇焕、喻安性详加计度具奏。
抄出到部，备咨到臣，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
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抚王象乾行臣抚三十六家，令其粮来市卖，每日百车而数十车，军民利之。我歉曾因其食，彼歉而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其藩篱。总能驾驭有法，若能去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宁有他心？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畔封疆也？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
得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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