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和“县令”有何不同？一字之差，却是天差地别|县令|县官|地方官|海瑞|知县

在很多讲宋史的资料里，都会提到一个说法：一名知县手里，大约握着方圆一百里、三五万口人家的生杀予夺，因此被称作“百里侯”。这个称呼在北宋前后流传了至少二百年，却很少有人会特意去追问一句——在他之前，那些被叫作“县令”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如果把时间拉回公元十一世纪左右，像包拯这样做过地方官的，去天长县上任时的正式称呼还是“天长县令”，而差不多五百年后，海瑞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调往兴国县，诏书里写的已经是“兴国县知县”。同样是一县长官，同样面对几千到上万户人家，称谓只差一个字，背后却牵着整套权力结构的转向。

“县”本身并不是宋代才出现的基层单位。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五世纪的春秋时期，楚武王熊通就在境内划出了最早的“县”。到了战国中期，县令这个职位才逐渐固定下来，通常只管几千户，而一万户以上的地方才可能设县令而另立县长，这个“万户”的门槛，在秦汉法令里被写得很清楚。

秦始皇在前221年完成统一后，把全国划成三十六郡，每郡下面再分若干县。郡守、郡尉、郡监都由中央直接任命，而县令、县长虽然名义上也得“奉诏”，实务里往往受本郡推举影响很大。那时的县令俸禄普遍在六百石到一千石之间，县长也有三百到五百石，相当于今天县处级和乡科级之间的差距，被视作一条清晰的官阶分界线。

郡县制解决了分封制里“诸侯割据”的老问题，却带来新的烦恼。对于面积动辄上万平方公里的一个郡来说，要靠几位郡官盯住几十名县令、县长其实并不容易，特别是当中央对地方人口、税粮的数字只能通过几道公文层层上报时，一道数据每多报一成，到了长安或咸阳就很难查清。等到西汉初年全国人口降到一千多万的时候，朝廷干脆在公文里取消了“县长”一职，只保留县令，试图压缩层级。

不过在县城里生活的老百姓，对这些名称的变动并不敏感。对他们来说，只要公堂上坐着那位穿七品或六品官服的人，能在饥荒年份开仓放出几千石粮食，或在命案里判得不太离谱，这个人叫县令也好，叫知县也罢，都只是“老爷”。真正改变日常感受的，是宋代之后知县任命方式的变化，而不是那块匾额上的两个字。

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大大小小的节度使手里至少掌握数万兵士和十数州郡。地方军镇为了方便使用，常常自行更换县令，甚至一年换两三任也不稀奇。到了九世纪末的黄巢起义时期，有的县城连县令名字都没人记得，只知道最近一次接到税单是在某个节度使牙帐里盖的印。

宋代建立后，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把“防割据”写进了制度设计。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下旨“州县有阙员处，不得更差前资官承摄”，把州县官的任命权收回中央。与此同时，很多被派往各县的官员，任命文书里并没有写“县令”，而是写“权知某县事”。“权”是临时，“知”是代理，意思是先把一县大小事务交给他“试管”，等过一两年考核再定。

这种“知某县事”的称呼，最初只是人事安排上的权宜之计，却在短短几十年里，渐渐压住了地方推举的县令。宋真宗以后，很多县城干脆不再另设“县令”名额，只有知县一人统领六房文书和三班衙役。到了北宋末年，士人自称“某县知县”的例子在文集中比“某县县令”多出一大截，《宋大诏令集》中留下的正式诏令，大多也以“知县”为主。

县令和知县之间，最直接的差别之一，在于“谁说了算”。秦汉时的县令虽然在名义上受郡守节制，但因为他往往出身本地，知晓乡里大姓的田亩数、仓廪里还余多少石谷子，甚至知道哪一条河一年能泛滥几次，实际操作中往往更像“地头蛇”。而在宋代，知县大多是通过科举中进士出身，三十岁上下就被派往数百公里以外的陌生县城任职，任期平均只有三年，很难像前代县令那样扎根本地。

也正因为出身不同，升迁的轨迹被拉开了。秦汉到唐的县令，如果不是寒门子弟，就常常是本地大族推举出来的“子弟郎”，一辈子留在一个郡内，顶多在几县之间轮换，很难入朝为官。而宋代知县则被看作“京官外放”，家里要么在开封、临安一带有宅基地，要么至少有一名亲属在礼部、兵部任职。任期一满，如果考核录为“上”，就有机会被调回京师，升到从六品、正五品的职务，这样的例子在南宋前期并不少见。

包拯做天长县令的时间并不长，从天圣五年到天圣七年，不过两年多，却因为破获几起涉及地方豪强的案件，被记入了地方志。海瑞在嘉靖年间任兴国知县，则在三年任内上报了多起“豪右兼并田土”的情况，还写过详细奏章，列出当地田亩数字、赋税数额，试图证明县内上缴税银与“实收”之间的差距超过五成。两人身处不同朝代，却都被后人当成地方官的标杆。

如果从权力范围来看，秦汉县令负责的一县事务几乎“无所不包”。人口登记、田亩丈量、赋税征收、兵役徭役、刑名诉讼、仓储赈济，一般都归县衙办理。像李密在《陈情表》里说的“郡县逼迫，催臣上道”，这里的“县”指的就是不断派人催促入仕和征役的县令衙门。一个县令手里，既要负责上缴税粮的数字，又能决定十几名青壮是否可以免去一年服役，这种上下通吃的空间，很容易滋生“只手遮天”的局面。

宋代知县的职能看上去更复杂，实际上权力被层层掣肘。以北宋中期一县为例，户口、田赋、徭役仍需知县签字确认，但刑名和军政常常要报州里复核，有的案件甚至要送到路级审理。再加上御史台、转运司不定期派人“按行”，一旦发现税额虚报或枉法裁判，知县本人有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就被罢免，替补人选由礼部和吏部直接圈定。这样一套设计，目的就是避免出现类似晚唐藩镇手握数州的局面。

当然，制度设计再严密，也挡不住现实里的折衷。宋代后期，随着战事频仍，中央财力紧张，很多县城的编制被压缩到极限，一个知县身边往往只有一名县丞和十几名书吏，实在忙不过来时，只能依赖里正、保正这类半官方角色。明代继续沿用“知县”称呼，却在洪武到永乐年间大幅削减基层人员，一县常常只有知县、典史、主簿三员正署，俸禄却普遍维持在七八十石上下，不少人不得不靠“牙税”“書役规礼”这些灰色收入维持生活。

这种高负荷与低报酬的组合，很容易把一名原本怀抱理想的知县，推向权力与现实的缝隙。一边是上面要的粮、银、丁役数据，一边是下面数万口人家在歉收年份能不能凑出该交的数目；一边是律令里写得清清楚楚的刑名条文，一边是本地豪右掌握的几千亩水田和数百名佃户。历史上不少知县在三五年的任期里，既留下过减轻徭役的善政，也被地方志记下“侵派钱粮若干”的黑账。

从秦始皇划出三十六郡算起，到清代沿用知县制度终结，县令和知县这两个称呼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出现了两千多年。它们背后牵着的是万户以上、万户以下的行政划分，是六百石、三百石的俸禄差距，是本地推举与中央任命的权力角力，也是无数县城里普通人起居、赋税、诉讼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