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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11日夜晚,一支队伍在本地猎人的带领下,趁着夜色摸到了日军营地。此时的日军早已进入梦乡,月光下,我军战士手中的大刀闪烁着凛冽的锋芒。战士们犹如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靠近熟睡的敌人。寂静的深夜,接连传来利刃划开皮肉的声音,黑暗中点点寒芒此起彼伏。每一次手起刀落,都伴随着日军士兵的覆灭。这是长城抗战期间,由宋哲元率领的第29军在喜峰口地区发起的一次夜袭行动。宋哲元在回忆中感慨,第29军的将士早就对日军憋着一口气,杀起鬼子来就像砍瓜切菜一样。此事过后,第29军大刀队名扬天下,上海青年麦新还专门为第29军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曲也被第29军用作军歌。身为第29军军长的宋哲元,也被中华儿女自豪地称为抗战英雄。

然而,这位在长城抗战期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却在平津地区陷入舆论争议。这一切的起因,便是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的重要事件七七事变。

宋哲元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赵洪都村,自幼家道中落、生活贫苦,但他深知底层疾苦,秉持着“自己淋过雨,便想为别人撑伞”的初心。成年后的宋哲元经常帮助村里的穷苦人家,他开办私塾,从不收取穷人子女的学费。宋哲元自幼习武,1907年进入武备学堂,开启了军旅生涯。武备学堂毕业后,他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因作战勇猛一路升迁。十年之后,宋哲元已成为冯玉祥麾下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还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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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自民国建立以来,常年受军阀混战困扰,导致土匪横行、大小军阀割据一方。宋哲元在剿匪期间,于凤翔一次性处决了5000名俘虏,行刑方式为砍头,现场血腥至极。而宋哲元却神态自若,一边喝茶一边谈笑风生,丝毫不以为意。此举震慑了陕西各路军阀,他们纷纷前来跪地求饶,陕西的匪患与割据局面也随之得到遏制。

后来,冯玉祥与蒋介石反目,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一败涂地。宋哲元率领的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改编为第29军。1933年,第29军奉张学良之命开赴北平附近,后又被调往长城战场,在喜峰口一战成名,宋哲元也因此荣获“抗日英雄”称号。

长城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与日方妥协,将势力撤出华北,宋哲元趁机迅速扩充部队、壮大势力,一时风光无限。其掌控的地盘涵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纵观宋哲元的前半生,行事作风重情重义且狠辣果决:面对百姓,他扶危济困,长城抗战后还收养了众多烈士遗孤;面对敌人,他杀伐果断、英勇无畏。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铁血将领,却在1937年被日军的阴谋裹挟,陷入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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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因需从第29军入驻平津地区说起。长城抗战结束后,日本已占领黑、吉、辽三省,关东军将前锋部队推进至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等重要关隘两侧,其控制的伪蒙军则驻扎在张家口北部,对华北、平津地区形成兵临城下之势。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宋哲元率第29军进入平津地区,成为阻挡日军南下的第一道防线。

从战略位置来看,第29军的处境极为不利:日本关东军占据有利地形,进可攻、退可守;更棘手的是,日军在平津地区还驻扎着驻屯军。这支驻屯军的由来,要追溯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西方列强可在中国驻军。当时在华北驻军的国家虽多,但日本最为嚣张,其他国家驻军仅千八百人甚至数百人,日本却聚集了5000余人。此外,通县还有大汉奸殷汝耕,在日本支持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前有关东军,后有驻屯军,再加上汉奸势力作祟,平津地区已被日军渗透得如同筛子一般,危机四伏。

但这样的危机,在当时的宋哲元眼中却暗藏机遇。由于第29军此前从未占据过中国核心要地,宋哲元对入驻北平极为重视。西北军多数年轻官兵秉持速胜论,单纯认为中国领土辽阔,日本兵力仅数十万人,若要占领中国,每个县都分不到几个兵;而中国军队有200多万,且是本土作战,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无需惧怕日军。宋哲元本人也持此观点,根本不相信日本敢挑起全面战争。因此,他在平津地区最在意的三件事依次为: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重返北平,警惕我党力量渗透,最后才是防范日军反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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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37年7月,日军驻屯军由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及直属分队组成,兵力约1.4万人,主要分布在山海关至北平丰台的铁路沿线——司令部、步兵第二联队、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及直属分队驻扎在天津附近,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分布在唐山、滦县和山海关,步兵旅团部及第一联队驻扎在北平,其中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驻守丰台。此外,通县、怀柔、顺义一带的伪保安队还有1.5万余人。

与之相对,第29军下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1个特务旅及1个保安队,总兵力达10万人:刘汝明率领的第143师驻扎在张家口和宣化地区,张自忠率领的第38师部署在天津及北宁路平津沿线,赵登禹率领的第132师驻守河北任丘、河间一带,冯治安指挥的第37师及第九骑兵师驻扎在北平,其中第37师负责北平西苑防务,第九骑兵师、军部特务旅、独立第三十九旅分别驻扎在北平南苑、北苑及皇城。

宋哲元安排第37师驻防北平,令日军颇为头疼。在日军看来,第37师上至师长冯治安、下至普通士兵,皆是坚定的抗日分子。四年前,正是这支部队深夜举着大刀突袭日军军营,给日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噩梦。第37师驻防后,中日两军距离最近的据点是控制北平出入的丰台车站及宛平城。宋哲元将精锐的第110旅第220团部署在此:第220团二营驻守丰台,与东侧400米外的日军营地隔路相对;第219团驻扎在宛平城,团长吉星文将战斗力最强的三营派往敏感的卢沟桥及宛平城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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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军近在咫尺,日军官兵嚣张跋扈,常佩戴利刃、三五成群在车站站台游荡,双方士兵冲突频发。日军不仅毫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我军眼皮底下开展军事演习,频繁做出夸张冲锋姿态越过警戒线,引发双方肢体冲突。1936年6月,日军借口一匹马闯入中国军队警戒线,要求中方送回,否则便武力解决。中国官兵强硬回应:“要马没有,要打奉陪!”双方爆发猛烈交火,直至冯治安下令增派两个营增援,日军才悻悻退去。

1937年,日军在平津地区加紧军事部署,从本土及关东军抽调飞机、坦克、大炮,不断扩充驻屯军实力,逐步控制了北平对外的大部分交通,仅剩宛平城仍在第29军掌控之中。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第29军禁止日军丰台部队经宛平城前往卢沟桥演习。卢沟桥附近多为沙石地,土地贫瘠,仅能种植花生、高粱,却是丰台日军唯一的演习场地。第29军虽无法完全禁止日军演习,却能阻止其进城,要求日军要么绕道,要么停止演习。日军对此拒不接受,常派人在宛平城门僵持终日,天黑后撤离,次日再来纠缠。

1937年7月6日,日军在城外大雨中僵持一天,中国士兵严阵以待,双方未发生冲突,日军当晚撤离。7月7日,日军再度前来,此次并未在城门口僵持,而是绕至卢沟桥北侧。当晚,这支日军小队在回程时声称一名士兵失踪,且听到宛平城方向传来枪声,蛮横要求进城搜查,态度与言行极为激烈。宛平城内守军经仔细核查发现,7月7日夜晚并无开枪记录,士兵配备的子弹一颗未少,与日军描述完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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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所谓“失踪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因拉肚子掉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在给大队长一木清直的报告中明确说明,该士兵不久后便被找到。但消息传到日军驻屯军司令部后,被刻意歪曲,司令部立即命令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中方交涉,企图占领宛平东门。7月8日凌晨2时,宛平城派出代表与松井太久郎谈判,松井太久郎执意要求进城搜查,双方陷入僵持。日军企图通过胡搅蛮缠迫使中方妥协,实现兵不血刃占领宛平城的目的,中方则坚持先调查再处理。

就在谈判期间,情报传来:日军丰台大队五六百人在一木清直率领下,携带六门火炮向卢沟桥开进。双方谈判代表随即前往现场,发现日军已占领公路两侧及铁路涵洞,机枪、大炮全部就位,士兵整装待发,企图以武力威慑中方。面对日军的挑衅,中方依旧拒绝其进城要求。与此同时,日军驻屯军司令部主任参谋大本明知久仅用两小时,便拟定出扩大卢沟桥事变的军事计划,还恬不知耻地将其命名为“宣传计划”,暴露了日军蓄意侵略的阴暗野心。

7月8日凌晨4时,即在“宣传计划”出台一小时后,谈判仍在进行中,一木清直便指挥500名日军向宛平城发起进攻。第37师师长严令守军死守宛平东门,寸土不让。日军炮弹呼啸而过,瞬间摧毁了宛平专员公署。此时,宛平县长王冷斋才恍然大悟:此前专员公署成立时,一木清直特意步行前来,并非无意之举,而是在暗中测量炮击距离。

宛平城方向的战斗愈发激烈,日军正面攻势迟迟未能突破,遂调转方向,集中兵力猛攻卢沟桥铁桥及龙王庙的中国守军。该方向仅驻守70余名我军战士,面对500余名日军的绝对优势,战士们依旧顽强抵抗,甚至手持大刀展开肉搏战。最终,因兵力差距悬殊,70余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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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迅速传到东京,日本内阁与统帅部围绕如何应对分裂为“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认为,此时日本兵力不足,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极易陷入持久战,且苏联可能趁机偷袭;若要全面侵华,需先完善东北防御,至少出动15个师团、筹备50亿日元军费,才能满足半年作战需求。

以陆军大臣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则认为,中国不堪一击,仅需三四个师团便可征服中国,甚至只需将舰队开至塘沽附近,北平、天津便会不战而降。他们认为无需担心苏联,斯大林正忙于国内建设,无暇东顾;欧洲受希特勒牵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不会介入战争,此时正是全面侵华的最佳时机。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增派兵力后,事变一个月内即可解决。

日本关东军经九一八事变后,几乎全员主张扩大侵略,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关东军参谋桥本群专程赶赴卢沟桥,对日军第一联队表示:“关东军全力支持你们,彻底扩大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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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黎明,第29军第37师第219团二营从长辛店驰援永定河,从西岸向日军发起进攻,双方在铁路桥及龙王庙展开激烈拉锯战,阵地多次易手。为夺回并稳固阵地,旅长何基沣亲自率领西苑驻军赶来助战。第219团组织突击队,趁着夜色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在雨幕掩护下沿永定河向铁路桥靠近,随后发起冲锋。突击队员们未开枪射击,而是挥舞着西北军闻名的大砍刀,再次向日军劈去。日军猝不及防,被砍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一名19岁的突击队员在混战中连斩13名日军。暴雨之中,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军覆没,残破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铁路桥上。

与一线战士英勇无畏、浴血奋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此时正迎来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