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夏，香港的雨下得烦人。码头边，侯镜如缩在雨衣里，望着缓缓起锚的“华北号”，心里七上八下。船向汕头驶去，甲板上有人小声问他：“侯司令，此去北京，心里踏实吗？”他没回答，只是点燃一支烟，任雨丝打在帽檐。十几个小时前，他还担心那张通缉令会不会突然从码头警署里蹦出来，如今船已离岸，才算迈出第一步。
侯镜如今生在广西，早年参加北伐、加入共产党、投身南昌起义，转战河南时被捕失联，随后被地方实力派保释出来，阴差阳错混进了国民党行伍。二十年代的军阀风雨，将他卷到与理想南辕北辙的道路。有人说他投机，有人说他识时务，他却始终把那张早年的入党介绍信夹在随身圣经里，逢人不敢示人，自己却常翻。
1948年秋，辽沈战役刚落幕，北平、天津、塘沽三角地带成为内战最后的重心。傅作义集团麾下六十万兵马困守华北，蒋介石寄望于此翻盘。天津外，盐碱滩连着海口，塘沽不结冰的海面成了国民党向南方撤退的唯一通道。蒋经国密电催促：一旦北平不保，傅部必须全速南撤，海军将在塘沽接人。侯镜如就是这条退路的守门人——第九十二军军长兼塘沽要塞司令。
同月，东北野战军总部电台截获敌信，林彪与罗荣桓反复推敲：要想锁住傅作义，塘沽必须封死。可盐碱地纵横沟壑，大部队展开艰难，海岸炮又被敌舰火力掩护。进攻部队摸上滩头几次，伤亡比不合算。参谋们在地图前画圈又擦，争得脸红脖子粗，结论依旧：硬攻塘沽，代价太高。
就在僵局里，侯镜如暗线传来一句话：“闪击天津，截断内外。”他还附带一份口述分析：傅作义不会轻易出海，他真正顾虑的是北平百姓安危与面子，若天津失守，大势立见。林彪审阅后眼前一亮，12月29日，命令正式下达：转向天津。
1949年1月14日上午十时，天津西北郊枪声打破冰雾。二十九小时后，整座城池归于宁静，市区十三万敌军被全部收编。傅作义见天津既失、张家口被围、塘沽海口又动荡不安，终究选择了和平方式解决。1月22日，他在北平颐和轩连夜开会定案；翌晨，城门洞开，红旗飘扬。
当时，侯镜如却没能把军队带进这份协议。天津陷落第一时间，他被蒋方电令撤海，自知再拖无益，只得率部登舰南逃。渡海途中，他才听说傅作义已默认各部自行决断，暗暗叫苦：“早知如此，我也大方起义了。”然而潮水已把战舰推向南方，他只能随浪而去。
1950年夏，香港成了很多失意将领的集合地。侯镜如住在北角一间小公寓，白天练字，晚上听收音机播报《人民日报》。“如果再不归去，这辈子就真的完了。”他给自己写了几十封信，反复修改，却一直不敢寄出。夜深人静，他会梦见当年在井冈山听到的那句口号：“打土豪，分田地”，一觉醒来，满额冷汗。
1952年4月，经地下党多方斡旋，他终于获得特赦机票。离港之前，香港《工商日报》用两行小字报道：“前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先生返乡省亲。”表面淡然，背后波澜暗卷。船到汕头，再换火车北上。五月里，北京的风沙还没收，天安门城楼远远在望，他心底却没底：中央会怎么处置自己？被俘的旧部能否原谅？
安排接待的，是熟面孔——当年在北平来往密信的老联络员。两人握手时，侯镜如低声道：“我怕误了大事。”联络员轻轻一笑：“你就安心吧，傅总司令早把你的底细捂住了。”这一句话，让他当场怔住：“他竟早知道我想起义？”联络员点点头：“平津战役前，他收到确报，没有声张，也没向南京汇报。”侯镜如脸色刷地白了半秒，随即长出一口气，又觉得后背发凉——稍有差池，性命早交海底。
几天后，政务院在怀仁堂为他和其他起义、回归的将领举行茶话会。傅作义亲自到场，身着灰色中山装，与侯镜如相视。侯镜如上前一步，声音低得只有两人听见：“多谢当年不揭我短。”傅作义拍拍他的臂膀：“我们都是中国人，别说这些。”
会后，中央对侯镜如的结论是“历史问题与起义功劳并存”，安排他担任华北军区顾问，待遇比照兵团级。旧部也获准改编入防空兵。“没想到还能穿这身军装。”他对着镜子整帽徽，神情复杂。
值得一提的是，他回京第二个月，便上书建议加强天津—塘沽地区的海防与盐田建设。文件批到周恩来案头，批示只有一句：“阅，可行”。曾经的滩涂乱战，如今成了工业大港，他的名字却鲜有人再提。
侯镜如晚年常说：“世事真像潮水，退一步，便见好风景。”朋友劝他写回忆录，他摇头：“当年一声炮响，把人吓得魂飞，哪还敢絮叨。”偶尔忆及1952年那场雨，他仍抬手遮住眼：“那一刻才晓得，自己命悬一线，全仗别人一句不说。”
历史的微妙往往藏在沉默中。如果没有那封“闪击天津”的密信，平津战役或许要多流一些血；如果傅作义将那份情报递到南京，侯镜如也许在香港耗尽余生。正是这些“没有发生”的可能，让1952年船舷上的那股后怕，显得格外真切，而他最终得以将一抹迟来的安心，留在归来的江河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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