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太史公自序》，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独特的编排哲学。先看本纪。按照后世的理解，本纪是写帝王的。但司马迁的标准不是这样。他在《自序》里说得很清楚：对各代所行之事进行编排和考察。谁在发布政令，就给谁立本纪。帝王不帝王的，不是重点。

所以我们看到了《项羽本纪》。项羽只是霸王，从来没称过帝，但他确实在对天下发号施令，所以就可以立本纪。更有争议的是《吕太后本纪》。刘邦的吕后也没有像武则天那样称帝，但她确实在掌权，包括汉惠帝在位的七年，司马迁都放在《吕太后本纪》里叙述。这种安排在后世引起很多争议。《汉书》就把这十五年拆成了《惠帝纪》和《高后纪》。《汉书》的做法有道理，但不能拿这个标准去指责司马迁，因为司马迁的时代没有立这样的规矩。司马迁的逻辑很简单：看谁在真正掌权，而不是看名分。这种编排哲学，体现了司马迁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历史不是帝王家谱，而是权力运作的真实记录。再来看“表”这个体裁。司马迁说：我这部书不是像编年体那样，把同一年的所有事件混杂写在一起，每件事情是讲得比较清楚了，但是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了，所以要做表格。

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历史的清晰度在逐渐提高。开始的“三代”是“世表”，因为年代太久远，只能“谁是爸爸、谁是儿子”这样排列一下。《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春秋战国历史是“年表”，可以精确到年。到了“秦楚之际”就是“月表”，秦二世到楚汉相争，号令天下的从姓“嬴”的变成姓“项”的，再变成姓“刘”的，所谓八年间“天下三嬗”，事件太密集，必须精确到月份才能理清事情的前后因果。这种从世到年再到月的精确度递增，反映了司马迁史料掌握情况的变化：越是接近当代，史料越丰富，记录越精确。

世家和列传的安排，更能看出司马迁的主观色彩。后世认为世家是写王侯的，但实际上司马迁自己说了，世家是写重要人物的。什么叫重要？大致是司马迁“觉得你行，你就行”。最典型的是《孔子世家》。孔子不但没有封地，也没有王侯爵位，凭什么立世家？影响在那里，理所当然可以立世家。更有争议的是《陈涉世家》，这是后来被后来批评得特别多的事，陈胜一个农民，有什么资格立世家？但司马迁有自己的逻辑，他对陈胜的评价是：陈胜反秦，好比作汤武伐桀纣、孔子作《春秋》。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再说了，刘邦当了皇帝后，安排了三十户人家看守陈胜的坟墓，这个待遇超过了秦始皇的二十户。也就是说，陈胜在汉朝享受的就是世家待遇。《史记》这种主观性很强的做法，很难成为后世的标杆。班固作《汉书》时就很干脆，取消世家一体，全部丢进列传。但正是这种主观性，让我们从《史记》中能够感受到更多鲜活的生命。列传部分更能体现司马迁的共情能力。比如同样是写“游侠”，司马迁和班固的态度就完全不同。

司马迁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危急的情况，不管是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遇到，这时候就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王法达不到的地方，游侠可以去，人心中弥补不了的遗憾，游侠可以帮你弥补。所以司马迁对游侠真的是一种浪漫书写，拉开了“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序幕。班固的看法就完全不同，班固认为，只要你是游侠，不管你是一个高尚的人，还是一个卑鄙的人，你都是一个该杀的人，因为游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国家暴力垄断权的损害。有意思的是，班固的祖上就有一位是大侠，但是大概正因如此，他更能够看到游侠的本质。这种差别反映了什么？司马迁写谁就和谁共情，他有超强的共情能力。班固则是站在国家管理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好好读《汉书》真的可以学习怎么当官。《史记》没有这个功能，它让你看见更多动人的人，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史记》当中也有非常主旋律的一面，并不完全是个人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