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近二十年的跨越式发展，总有一个令人后怕的假设的：如果当年决策层全盘采纳了许小年的保守主张，放弃高铁、芯片、新能源等领域的重点布局，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答案令人心惊——或许会比现在落后整整二十年，被牢牢锁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在科技竞争中任人牵制。
这个曾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观点，为何会暗藏如此大的风险？当年决策层的抉择，又藏着怎样的远见与智慧？
时间回到2011年，那一年，京沪高铁刚刚通车，车厢里远没有今天这样一票难求，站在当时的现实里看，它更像是一项尚未被市场验证的“昂贵实验”。
也正是在那个阶段，舆论场上出现了一种相当刺耳、却又自信满满的声音，许小年公开提出，应当收紧甚至重新审视“四纵四横”高铁网络的投资规模。
他给出的理由在逻辑上几乎无懈可击：投资周期极长、现金回报缓慢、债务压力巨大，从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看，这并不是一笔“聪明的钱”。
如果只盯着当年的财务报表，这套算法确实成立，高铁项目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难以自证盈利能力。
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当年真的按照这套逻辑按下了“删除键”，后果将远不止是几条铁路的去留。
按照那套逻辑，中国的高铁网络可能至今仍停留在2万公里的“盈利舒适区”，这意味着，此时此刻，从北京到上海的通勤依然需要十几个小时。
意味着西部那些深埋在地下的煤炭、四川奔流的水电，因为缺乏运力大动脉，根本无法从容地输送到东部的工厂，区域分工只能停留在低水平循环。
更致命的是，如果没有这张不计成本铺开的大网，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没有物理意义上的高速连接，价格、产业和人口的再配置就会被天然割裂，区域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被时间不断放大。
那些当年被批评为“低效”“浪费”的基建，最终成为支撑国家经济运行的骨架，这笔账显然不是靠一张资产负债表就能算清的。
同样的逻辑，在科技和芯片领域体现得更为残酷。很长一段时间里，“造不如买”的观点极具诱惑力，也最符合经典经济学的叙事。
既然国际分工成熟，为什么非要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导航系统这些领域投入巨额资源死磕？许小年们给出的建议一再强调“比较优势”，认为应当通过国际采购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这种观点听起来理性、克制，带着浓重的商学院气息。但现实很快撕碎了这层体面外衣，2018年之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20年前后的技术封锁接踵而至，所谓“稳定供应”的前提瞬间消失。
回头再看，如果当年真的完全信奉“市场自然筛选”，到了2026年，中国手中的芯片自给率可能连20%都难以企及，智能手机、服务器、新能源汽车都会沦为缺芯的空壳产业，核心命门被牢牢攥在他人手中。
导航系统的风险甚至更加致命，如果北斗当年因为“不划算”“不符合比较优势”而被叫停，今天运行在中国大地上的智能交通、无人农机、物流调度系统，将完全依赖GPS。
一旦信号被限制或中断，后果不是企业利润下滑，而是交通、农业、应急系统的系统性瘫痪。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另一种选择下完全可能出现的现实，所谓“并未发生的历史”，往往比已经发生的结果更能说明问题。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同样是一场在尸山血海中推进的实验，自2009年补贴政策启动起，这一领域就持续遭受“市场派”的猛烈批评。
许小年多次指出，这是典型的“撒钱行为”，认为政府应当彻底放手，让企业在市场中自然竞争，不可否认，那是一段极其混乱的时期，骗补、投机、低水平重复建设屡见不鲜。
如果按照最严格的市场洁癖，这项政策在早期就足以被判“死刑”。但决策层最终选择了承受争议，采取“扶上马、送一程、再放手”的策略。
结果是，到2025年前后，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占据了接近一半的市场份额，比亚迪等企业并非温室里的花朵，而是在国家搭建的高强度竞争场中，通过淘汰赛活下来的幸存者。
如果当年完全交给市场，中国汽车工业很可能至今仍停留在代工和组装环节，在自己的公路上为他人跑马圈地。
再看房地产、就业和城市化问题，分歧同样尖锐，许小年曾明确推崇“休克疗法”，主张对房地产去行政化、快速收缩货币，让泡沫一次性破裂，对落后产能则任其自然出清。
从理论上看，这种方案干脆利落，仿佛可以一刀见血，但现实条件决定了，这种路径对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风险极高。
如果在2010年之后任由楼市短期内下跌30%，建筑业迅速停摆，其连锁反应将是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地方财政塌陷、大量家庭资产缩水，城市化进程可能被直接腰斩，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群格局，很可能根本无法形成。
同样被忽视的，还有“互联网+”背后的基础设施投入，2015年前后，许小年批评政府引导过度，但事实是，正因为政府不计短期收益地把光纤和基站铺进偏远地区，农村电商、直播带货才有了现实基础。
延安的苹果、赣南的脐橙，能够在几天内进入一线城市家庭的餐桌，依靠的不只是平台和主播，而是那张在商业逻辑下永远“不划算”的通信与物流网络。
如果完全依赖市场资本，这些基础设施根本不会进入深山腹地，因为它们短期内无法回本。
必须承认，许小年的存在本身并非错误，在一个高速扩张的时代，需要有人不断敲响警钟，提醒风险、债务和权力边界。
他的很多批评在微观层面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警钟可以用来避险，却无法用来领航。
过去二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并未迷信任何单一的经济学范式，而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由国家补位，在资本短视的领域进行战略兜底。
到2026年，当人们坐在高速列车上，用着国产芯片的终端设备，享受着统一市场带来的效率红利时，或许应该意识到，正是当年没有为了“理论上的正确”，而放弃对命运的主动权，这条充满争议、风险极高的道路，最终成为唯一能够走通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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