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政夫临终前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这老头晚年成了绝户,没儿没女,一身的病痛折磨得他想死都难。

在战俘营蹲号子的那六年,他憋出了一本厚厚的手记。

书里车轱辘话来回说,中心思想就两个字:报应。

哪儿来的报应?

咱们把日历翻回1941年6月,坐标定位在河北丰润县的东南庄村。

光看最后那一地的尸首,这就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150条人命没了,里面还得搭上十几个不懂事的娃娃。

可要是咱们换个角度,把这一幕看作日军指挥官在现场做的一道“选择题”,你会瞅见比血腥更瘆人的玩意儿——那是把杀人当业绩考核的“职场算盘”。

那天,身为日军第91师团第239大队中队长的小川政夫,遇上了一个大麻烦。

当时的局势那是相当微妙。

日本兵跟饿狼似的死咬着东南庄村不放,把全村老少爷们像赶羊一样,全给轰到了村口那块低洼的大田里。

一百五十号人,挤得密不透风。

小川政夫领到的任务没半点含糊:必须撬开这帮人的嘴,挖出八路军在哪,藏起来的枪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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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田埂子上,用那是夹生的中国话在那儿干嚎:“谁知道八路和武器在哪?

不说就把你们全宰了!”

照着鬼子以往的套路,只要刺刀一亮,命悬一线的时候,老百姓基本就被吓破胆了,情报自然也就问出来了。

这算是日军搞治安战吃到的“恐惧红利”。

可偏偏这一回,剧本不对。

大田里静得吓人。

乡亲们要么低头抽着旱烟袋,要么闷头拔着脚下的草,愣是没人搭茬。

这死一般的沉默,让小川政夫觉得脸上挂不住倒是其次,心里头发毛才是真的。

咱们来盘算盘算:对于一个带兵的中队长,时间就是命。

在这儿多耗一分钟,外围打游击的八路军就可能把口袋扎紧了,再或者,上头的主力部队也没那闲工夫等他。

小川政夫急眼了。

他在田埂上又是蹦又是跳,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

嗓子都喊劈了,底下人还是拿他当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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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摆在他跟前的路就剩三条:

头一条,接着审,但这明摆着是浪费唾沫,还得担着暴露的风险。

第二条,拎几个出来毙了,杀鸡给猴看。

这是他们的老手艺。

第三条,也就是最绝的一条——彻底抹平。

既然从这帮人嘴里掏不出东西,在鬼子眼里,他们就没了“情报价值”,只剩下要把他们处理掉的“清理成本”。

于是,小川政夫拍板了。

他咬着后槽牙下令:“全杀了!”

要是寻常的屠杀,架起机枪突突最快,上刺刀最省钱。

可小川政夫紧跟着补了一句:“上毒气!”

好端端的,为啥非要用毒气?

这背后的心思,比杀人本身还让人脊背发凉。

你要是觉得放毒气单纯是为了要人命,那可太小看鬼子的坏心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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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战场上,毒气弹那可是金贵玩意儿,运输、储存都费老鼻子劲了。

把这种高成本的家伙什用在手无寸铁的庄稼汉身上,从打仗算账的角度看,那是赔本买卖。

除非,这趟活儿本身就是为了搞“实验”。

咱们往小川政夫身后瞅。

那儿杵着这支部队的一把手——大队长木佐木清次中佐。

跟他一块儿看热闹的,还有第二中队的中队长长谷荣八,外加情报主任远藤正吾。

这几个当官的站在上风口,防毒面具也不戴,枪也不拿。

他们就是来“听戏”的。

木佐木清次是个老手了。

指挥用毒气屠村这事儿,他都干了第三回了。

在他眼里,脚下这块地不是屠宰场,而是他的“实验室”。

小川政夫这边令旗一挥,戴着防毒面具的小鬼子立马搬上来两箱毒气筒。

这儿有个细节得注意:是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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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一拧开,冒出来的烟是一绿一红。

这是两掺的毒剂。

鬼子这是拿活生生的中国老百姓,来测试他们新捣鼓出来的混合毒气到底好不好使。

毒气借着风势,直往低洼的大田里灌。

接下来的画面,把“实验”这两个字坐实了。

乡亲们开始想招自救。

庄稼人不懂化学,但有土法子。

有人喊了一嗓子刨坑,大伙疯了似的把庄稼薅秃,用手刨出土坑,把脸往土里埋,想靠着土壤把毒气滤掉。

要是碰上一般的催泪瓦斯,这招没准能救命。

可这回是军用的混合毒剂。

那毒气无孔不入,顺着土缝子往里钻,直冲鼻腔。

紧接着就是剧烈地咳嗽、眼泪止不住地流,气儿都喘不上来。

站在高处看热闹的鬼子军官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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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木佐木清次乐得手舞足蹈,长谷荣八在旁边拍巴掌叫好,情报主任远藤正吾甚至觉得不过瘾,扯着嗓子喊:“加大剂量!

再多放点!”

在他们眼里,底下挣扎的哪是人啊,那是小白鼠。

他们在盯着看毒气飘散得有多快,人多长时间断气,身体会有啥反应。

这种站在旁边看戏的架势,比亲自拿刀砍人更冷血。

因为这帮人已经把人性剔干净了,剩下的只有冷冰冰的收集数据的欲望。

随着毒气越来越浓,惨剧到了顶峰。

乡亲们疼得在地上打滚,脸肿得跟充了血的猪肝似的。

有人实在憋不住了,想往外冲,结果被外围戴着防毒面具、端着刺刀的鬼子硬生生逼了回去。

这里头有个细节,惨得让人没法看。

毒气这东西不认人。

婴儿那娇嫩的嗓子眼最先受不了。

当娘的拼命用衣裳护着孩子,可一点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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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大人们倒下,孩子们先是剧烈呛咳,接着吐出胃里的血,小脑袋一耷拉,没动静了。

当第一个母亲发现怀里的心头肉凉了的时候,那哭声简直要把天捅个窟窿。

紧接着,一片连着一片的哭嚎声响了起来。

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了一件让小川政夫始料未及的事。

一个年轻的母亲,怀里死死抱着已经断气的孩子,突然从人堆里冲了出来。

她头发散乱,两只眼睛肿得通红,就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子,奔着小川政夫就冲过来了。

那一刻,小川政夫心里虚了。

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按照他的逻辑,中了毒气的人应该像虫子一样在地上扭曲着等死,怎么还有力气反抗?

这种恐惧,转眼就变成了恼羞成怒。

为了掩盖自己刚才那股子怂劲,小川政夫做了第二个决定:虐杀。

他一把揪住那个母亲的头发,狠狠地把人拽倒在地上。

这还不算完,他抬起那双钉满铁钉的军靴,照着这位刚刚没了孩子的母亲死命地踢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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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本不是搏斗,是单方面的残害。

那位母亲最后惨死在铁钉军靴下,咽气的时候,怀里还紧紧搂着孩子的尸体。

这一幕,算是彻底把日军所谓“武士道”那一套遮羞布给扯下来了,露出了里头的色厉内荏。

面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反抗,他们能拿出来的本事,只有更下作的残暴。

太阳落山了。

东南庄村的大火还在烧,可哭声没了。

一百五十号乡亲,除了极个别命大跑出来的,全都没了。

日军第239大队扛着机枪撤了。

在他们的战报里,这大概会被写成一次“漂亮的扫荡”,一次“新武器实战测试的大成功”。

木佐木清次挺满意,他的毒气战数据又多了一笔;长谷荣八和远藤正吾看了一出“好戏”;小川政夫虽说被那个母亲吓了一跳,但也算完成了“格杀勿论”的指标。

在这个疯魔的体系里,屠杀平民成了“立功”,残忍成了“果断”。

但这笔账,老天爷都记着呢。

四年后,清算的日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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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鬼子投降。

当年在东南庄村造孽的那帮军官,迎来了他们的下场。

这结局挺有意思,把人性的那一面照得透透的。

那个把杀人当实验的大队长木佐木清次,还有那两个拍手叫好的长谷荣八和远藤正吾,死得挺干脆:要么在后来的冲突里被打成了筛子,要么被公审后吃了枪子儿。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痛快。

唯独小川政夫,活下来了。

凭啥?

凭他选择了“出卖”。

被俘虏之后,小川政夫那股子求生欲又占了上风。

他认罪态度好得不得了,还积极检举揭发他的上司和同僚。

靠着卖队友,他躲过了死刑,最后只判了六年战俘营改造。

乍一看,他好像“赚”大了。

比起那几个被枪毙的同僚,他多活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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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偷来的日子,真就那么好过?

晚年的小川政夫,活在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里。

没孩子,这是传统观念里最大的报应。

一身的病更是让他生不如死。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大田里放毒气,当娘的和孩子死得最惨,我后悔啊!

我害了无辜的人,也把自己给毁了。”

这话,不光是忏悔,更像是给自己做了一次解剖。

当年在田埂上,他以为自己是判官,掌管着别人的生死。

他以为用毒气、搞屠杀能解决麻烦,能换来勋章。

其实呢,从他下令放毒气的那一刻起,他也把自己的人味儿给毒死了。

那个抱着孩子冲向他的中国母亲,成了他这一辈子都甩不掉的鬼魂。

他踢向母亲的那几脚,最后都踢在了他自己的良心上。

有些账,不是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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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惨死的母亲,那个吐血的婴儿,那片笼罩着红绿毒烟的大田,在他活着的每一天里,都在向他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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