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这条隋朝大业年间开凿的人工运河，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千里烟波，横贯中原。一千三百余年间，无数诗人行经此水，或感怀兴亡，或嗟叹民生，或咏物寄情，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词作品。这些诗词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部形象的历史评价文献。其中，对运河开凿者隋炀帝杨广的评说，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从唐人“尽道隋亡为此河”（皮日休《汴河怀古》）的直白议论，到宋人“谁知昼夜滔滔意，不是沉舟即载舟”（宋祁《汴堤闲望》）的辩证思考，再到明清时期“只今惟有隋堤柳”（李心锐《秋日甬上怀古》）的历史远眺，对隋炀帝的评价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演进。透过历代汴河诗词的层层累积，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不同时代诗人对同一历史人物的认知变迁，以及这种变迁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观念演进。
唐人视角 奢靡之君与“生人为害”
唐代是汴河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唐代诗人行经汴水，面对隋堤烟柳，很自然地会追想开河往事。值得注意的是，距离隋亡最近的唐代诗人，其评价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性。
一方面，唐人多直指隋炀帝开河为奢靡亡国之举。诗人李益《汴河曲》开篇即言：“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将汴河的永恒春色与隋朝的转瞬成灰形成强烈对比。诗人许浑《汴河亭》更是以“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作结，将隋炀帝的迷楼与陈后主陈叔宝的景阳楼并置，暗示二者同为亡国之君。诗人胡曾《汴河》诗最为直白：“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在这类诗作中，隋炀帝被塑造成因个人享乐而耗尽民力的典型。
另一方面，唐人已经开始注意到汴河的客观功用。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其二代表了这种辩证思考的萌芽：“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皮日休明确提出，若无南巡游乐之事，隋炀帝开河的功绩可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这一观点极具突破性——它将“开河”这一行为本身与“开河的目的”相剥离，看到了工程本身的长期价值。诗人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则从民生角度表达了两面性：“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诗中“利最多”与“取尽脂膏”并举，揭示了同一事件对后世与当代的不同影响。
诗人白居易《隋堤柳》的处理更为含蓄：“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以柳喻人，以柳鉴史，强调的是历史教训而非单纯谴责。这种态度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历史复杂性的初步认知——他们既看到了隋炀帝的过失，也开始意识到历史评价需要时间距离。
宋人视野 历史功罪的辩证思考
两宋时期，随着汴河漕运达到鼎盛，诗人对隋炀帝的评价进一步深化。宋人既因汴河的现实利益而更加珍视这条运河，也因朝代更迭的历史经验而能够更加客观地审视隋朝兴亡。
诗人梅尧臣《汴渠》诗代表了宋人对汴河功用的理性认知：“我实山野人，不识经济宜。闻歌汴渠劳，谩缀汴渠诗。汴水源本清，随分黄河枝……今来虽太平，尽罢未是时。愿循祖宗规，忽益群息之。”梅尧臣虽自谦不懂经济，却明确认识到汴河在国家漕运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强调“愿循祖宗规”，延续利用这一水利遗产。这种务实态度背后，是对隋炀帝功过的超越性思考——不再纠缠于个人品行，而是着眼于工程的实际效益。
诗人黄庶《汴河》诗则从国运角度展开论述：“万艘北来食京师，汴水遂作东南吭。甲兵百万以为命，千里天下之腑肠。”将汴河定位为国家命脉，其价值远超一时一代。诗人郑獬《汴河曲》更以问句质疑单纯谴责隋炀帝的论调：“朝漕百舟金，暮漕百舟粟。一岁漕几舟，京师犹不足……此河百余年，此舟日往复。自从有河来，宜积万千屋。”通过呈现汴河百年来的实际效益，引导读者思考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诗词中出现了更多将汴河与民生直接关联的表达。诗人范成大《汴河》诗序称“汴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而诗中“指顾枯河五十年，龙舟早晚定疏川”的期盼，实际上是对汴河功能的肯定，间接承认了隋代开河的长远价值。这种从现实利益出发的历史认知，使宋人能够超越简单的是非判断，进入更加理性的历史思考。
元明界 历史远眺中的复杂情感
元明时期，汴河逐渐淤废，诗人面对的不再是千帆竞发的漕运通道，而是残堤衰柳的历史遗迹。这种物理形态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诗人的历史认知。
元人陈复《宿州作》其三诗云：“城贯长堤柳满鸦，防秋带月听鸣笳。埇桥无复波通漕，灵壁徒闻石卧沙。”诗中“柳满鸦”三字，以柳色依旧与寒鸦满枝的意象叠加，道尽了运河废弃后的荒凉。在这种历史远眺中，隋炀帝的形象更加复杂化——既非唐人笔下单纯的奢靡之君，也非宋人理性审视的对象，而成为历史沧桑的象征符号。
这种借运河兴废以咏史的传统，在明代文人陆深的《行经隋堤有感》中得到了延续：“端委犹堪致太平，龙舟锦缆竟何成。空余细水缘堤曲，别有垂杨带晚晴……行人谁管兴亡事，但说扬州接汴京。”尾联“行人谁管兴亡事，但说扬州接汴京”，道出了民间对隋炀帝评价的微妙变化——不再强调其个人动机，而承认运河的实际功用。这种民间视角的介入，使隋炀帝评价更加多元。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汴河彻底断流，诗人对隋炀帝的评说更加趋于历史化。诗人谢肇淛《隋宫怨》云：“日暮杨花飞似雪，东风吹入故宫来。”以杨花飘零喻繁华消歇，只见暮色中杨花如雪，纷纷扬扬吹入荒凉的隋代故宫，含蓄中透着历史的无奈。诗人王廷相《芜城歌》有句：“莫向隋宫问六朝，璚姬玉蕊已烟消。只今惟有湖边柳，犹对春风学舞腰。”诗歌以柳为媒介，表达的是对历史兴亡的感慨而非道德谴责。这种“物是人非”的书写模式，实际上将隋炀帝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时空之中，评价的尺度也随之改变。
清代视点 历史反思与文人寄托
清代诗人面对已经彻底断流的汴河故道，其创作更多了一种历史反思的意味。清初诗人李胤岩《隋堤》云：“长堤一望尽荒沙，锦缆当年引翠华。只为江都入梦好，千秋依旧落杨花。”诗句看似延续唐人模式，但“千秋依旧落杨花”的意象已经被赋予更多历史循环的意味。
诗人王士禛《宿州东门道曰汴堤，古隋堤也，作隋堤曲》：“殿脚三千事已非，隋堤风物尚依稀。玉蛾金茧飘零尽，谁见杨花日暮飞。”诗中“事已非”与“尚依稀”的对照，凸显了历史记忆的模糊性与选择性。诗人侯方域《隋堤》：“隋家天子绿杨堤，万古春风野鸟啼。几处吹箫云漠漠，经时拾翠草凄凄。”通过将“隋家天子”与“万古春风”并置，将个人置于永恒的自然面前，功过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一些诗人开始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审视隋炀帝。诗人樊增祥《唐代隋堤柳》组诗中写道：“兴亡如梦夕阳斜，何独芜城是帝家。末代可怜端正树，在前更有后庭花。”樊增祥将隋炀帝置于“末代”的普遍规律中，其个人过错被理解为某种历史周期的一部分。这种认知方式，与近代历史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诗人在评价隋炀帝时，往往寄寓着对当代政治的感慨。诗人蒋湘南《汴河柳枝词》有句：“莫唱香山亡国树，只今人说惠民河。”蒋湘南表面上是说民间已忘记历史教训，实则暗含对清廷河工政策的批评。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使隋炀帝评价成为当代政治表达的载体。
历史评价演进的内在逻辑
纵观历代汴河诗词对隋炀帝评价的变迁，可以观察到若干内在规律：
其一，时间距离与历史认知的辩证关系。唐人离隋最近，却已经开始辩证看待隋炀帝功过；宋人利用汴河最深，反而更多理性分析；元明以后运河废弃，评价反而更加宽容。这说明历史评价并非简单的时间函数，而是与评价者所处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
其二，现实利益对历史认知的影响。宋人因汴河漕运之利而珍视这条运河，自然会重新审视开河者的历史地位；明清时期运河改道，汴河不再是现实利益所在，诗人反而能够更加纯粹地抒发历史感慨。现实关怀与历史认知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评价演变的重要动力。
其三，文学传统与个体表达的张力。历代诗人面对汴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前代作品的影响。李益开创的“汴水东流”意象被反复使用，皮日休的辩证思路在后世不断回响。但每个时代的诗人又会在传统中注入新的理解，使隋炀帝的形象不断丰富和复杂化。
其四，历史观念演变对具体评价的制约。从唐人的“以史为鉴”，到宋人的“理性分析”，再到明清的“沧桑感慨”，背后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从道德评判向历史理解的缓慢演进。这种演进不是线性的，而是在反复中逐渐深化。
综上，汴河诗词对隋炀帝评价的历史演进，是中国古代历史意识发展的一面镜子。从唐代的道德谴责与初步辩证，到宋代的理性分析与现实关怀，再到元明的历史远眺与情感投射，最后到清代的深刻反思与多重寄托，隋炀帝形象经历了从“罪人”到“复杂历史人物”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表明，历史评价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被重新书写。历代诗人通过汴河这一具体空间，与千年前的隋炀帝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对话中不断调整着评价的天平。这种动态的历史认知过程本身，比任何固定的结论都更加耐人寻味。汴水长流，诗篇不绝，对隋炀帝的评说也将随着历史的延伸而继续演进。
（作者简介：孙文歌，文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余敏辉，历史学博士，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淮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大运河与商丘
王良田
大运河商丘段是我国隋唐大运河的重要一段，开凿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唐代称“汴河”。从开封杞县进入商丘睢县境，向东流经商丘睢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七个县（市、区），从永城市侯岭街道进入安徽宿州境，全长199.7千米，一般河道宽60米左右，由于历史上受黄河泛滥影响，现在全部被淤埋于漫漫黄沙之下。
为配合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商丘市文物部门配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2007年至2013年对大运河商丘段进行了为期7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商丘古城南关发现面积达41万平方米的隋唐宋时期的大运河码头遗址，出土大量隋、唐、宋时期的陶瓷器等文物，揭示了这一时期的码头遗存文化内涵。在夏邑县济阳镇发掘的一段大运河河道，完整揭露了这段河道的结构情况，在大堤表面发现密集分布的行人脚印和动物蹄印以及大堤南侧沿河堤修建的宽达16米的宋代道路，实证了大运河堤是官道、堤外有道路的文献记载。在南堤内侧靠近河道水面处发现一处宋代“木岸狭河”治水建筑基址，实证了史书记载宋代发明使用于运河清淤治水技术“木岸狭河”的真实存在。
2014年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基于商丘丰富的大运河考古资料，大运河商丘南关段、商丘夏邑段成为大运河河南段七处世界文化遗产点段中的两个，填补了商丘没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作者系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来源：商丘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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