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深秋，二伯刑满回乡的消息，比人先到了三天。
是村长从镇上带回来的信儿。他说公社来了通知，陈德厚同志——不，现在不能叫同志了——陈德发于10月26日释放，预计27日下午到村。
这消息像块石头，砸进了我们村那潭死水里。头两天，村口老槐树下的人堆就没散过，男人们蹲在地上抽烟，女人们纳着鞋底也不忘竖起耳朵。大伙儿议论的倒不是二伯当年犯了什么事——那事儿谁不清楚？投机倒把，走了几趟湖南贩干椒，搁现在看算个屁。问题是，人蹲了七年，这七年外面的天翻了几翻，他回来怎么活？
我心里比谁都乱。论辈分我该叫他二伯，论年纪他大我十二岁，小时候我总跟在他屁股后头转。他手巧，会用柳条编蝈蝈笼子，会下套子捉野兔，还会吹口哨学布谷鸟叫。七年前他被带走那天，我躲在门后头，看见他妈——我喊二奶奶——追到巷口，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得整条街都听得见。二伯回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被推上了卡车。
这七年里，二奶奶每个月都去劳改农场送东西，鞋垫、咸菜、棉袄，一趟不落。路远，要先走二十里到镇上坐班车，到了县城还要转车，来回折腾一天。回来时天都黑透了，她也不点灯，就坐在灶台前头发呆。我给她送过几回红薯，看她那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爹倒是说过一回：“老二回来怕是难办，现在都包产到户了，地早分完了，他户口还在不在这村都不一定。”我娘在旁边接话：“可不，还有他那成分，谁家闺女肯跟他？三十好几的人了。”我爹闷头抽了口烟：“先别说这些，人回来再说。”
可我忍不住不想。二伯回来住哪儿？二奶奶那两间土坯房，墙皮都掉了一半，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下雨天到处接盆子。他吃什么？二奶奶那点口粮，自己都不够。谁给他张罗对象？村里但凡有点门路的，谁肯沾这个“劳改释放”的边？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二伯的影子。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带我去河里摸鱼，我脚底被碎玻璃划了个口子，血直冒。他二话不说撕了褂子下摆给我缠上，背着我走了三里地回家。路上我说：“二伯，你对我真好。”他笑了一声：“傻小子，等你长大了就忘了。”我说不会。他又笑：“人都是往前看的，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记那么清干啥。”
那时候不懂，现在琢磨起来，他这话像是给自己说的。
27号下午，我没去地里干活，就在村口转悠。老槐树下照样聚了一堆人，比赶集还热闹。有人说看见班车进站了，有人说还得走一阵子呢。村长也在，叼着烟卷不吭声，时不时看看表。
太阳偏西的时候，土路上远远出现一个人影。先是一个小黑点，慢慢变大，变成一个人形。我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
他走近了。瘦，黑，头发剃得精短，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旧军褂，膝盖上打着补丁，背着一个蛇皮袋。步伐不快不慢，低着头走路，像在数自己的步子。
老槐树下安静了。没人说话，连烟都不抽了，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着他。
他抬起头，看见这么多人，愣了一下。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怨恨，不是愤怒，是一种说不清的怯意，像被突然推上戏台的角儿，忘了词，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他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然后他看见了二奶奶。
二奶奶就站在人群最前头，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全白了。她没哭，就那么站着，两只手攥着衣角，指节发白。
二伯走过去，在二奶奶面前站定，然后缓缓地跪了下去。他没说话，二奶奶也没说话。他就那么跪着，额头抵着地。秋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沙沙响。
人群里有人咳嗽了一声，有人别过脸去。我看见村长的烟头掉在了地上，他弯腰捡起来，狠狠地抽了一口。
过了好一会儿，二奶奶弯下腰，伸手拉他：“起来，地上凉。”
二伯站起来，转过身，对着老槐树下的乡亲们，深深鞠了一躬。
没有人说话。但不知道谁先开的头，开始有人往他跟前走。张叔递了根烟，李婶提了一兜鸡蛋，王大爷拍了拍他肩膀，说了句：“回来就好。”
我在人群外头站着，眼眶发烫。我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人都是往前看的”。可有些东西，不是说忘就能忘的。就像他跪下去那一刻，膝盖砸在黄土地上，砸出来的不光是土，还有一个人七年的委屈，和一个娘七年的等待。
天快黑了，人群慢慢散了。我跟在他们后头往回走，看见二伯扶着二奶奶，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两棵树，终于又长在了一起。
我忽然觉得，有些根，扎下去了，就断不了。哪怕被刨出来过，见了土，照样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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