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末代皇帝溥仪，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很多画面：紫禁城里孤独的小孩，《我的前半生》里那个悔过的战犯，又或者是后来戴着眼镜、在植物园里修剪花草的普通公民。
但我们今天想聊的，是他生命里最后的那段时光，一段充满了痛苦、挣扎和不甘的告别。
1967年的秋天，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躺在病床上的溥仪早已没有了任何皇帝的影子，他就是一个被病痛折磨得变了形的普通老人。
人在最绝望的时候，总会想抓住点什么，哪怕明知道那可能只是一根稻草。
对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溥仪来说，他抓住的稻草，是一种叫做河车丸的中药，说起来，这味药还是当年周总理关心他的身体，特意请了有名的老中医蒲辅周给他开的方子。
这种用胎盘制成的补药，溥仪一直视若珍宝。
其实那位老中医私下里已经告诉了溥仪的妻子李淑贤，说溥仪这病已经到了头，什么药都救不了了。
但溥仪自己不信，或者说是不愿相信，他把这味药当成了最后的希望，病重到写字都费劲的时候，还挣扎着给妻子写纸条，千叮万嘱一定要把河车丸带来。
这种执念背后，其实是他对生活深深的眷恋，他好不容易从一个特殊的历史符号，变成了一个有工作、有妻子、有普通人喜怒哀乐的公民。
这份安稳日子他才过了没几年，怎么甘心就这么走了呢？
溥仪的肾病，其实根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埋下了，这事得从他在紫禁城的童年说起。
在他的自传里曾经提到过，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身边伺候的太监为了省事，经常做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导致他还没发育成熟的身体就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这不仅影响了他一生的生育能力，也给他的肾脏埋下了巨大的健康隐患。
更要命的是，他这一辈子几乎都离不开药，在宫里的时候就迷信各种补药，后来到了伪满洲国，更是中药、西药一起上，甚至开始注射从德国进口的荷尔蒙来维持精力。
成为新中国公民后，这个习惯也没改掉，长年累月这么折腾，再好的身体也扛不住。
这些药物，尤其是那些成分不明的补品和激素，一点点地侵蚀着他的肾脏，最终把他推向了肾癌和尿毒症的深渊。
溥仪的病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有他自己的原因，也跟当时的一些波折脱不了关系。
早在1964年，他就出现了尿血的症状，这本是肾病的一个典型信号。
可当时给他看病的一位医生，却误诊为普通的前列腺炎，只是简单地用止血针处理，这一下，就耽误了整整三年的宝贵时间，也让癌细胞有了充分扩散的机会。
直到1965年，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听说了溥仪的病情，立刻亲自打电话过问，要求一定要组织最好的专家给他治病。
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协和医院的顶尖专家们，包括当时非常有名的吴阶平教授，为溥仪进行了会诊，这才最终确诊。
虽然马上做了左肾切除手术，但可惜，这时候已经晚了。
更不巧的是，到了他病情最严重的1966年底，又赶上了那个特殊的动荡时期，医院的正常秩序也受到了影响。
他这个末代皇帝的身份，在医院里变得有些尴尬，甚至一度出现没人愿意为他导尿的窘境，这无疑加重了他生命最后阶段的痛苦。
到了1967年10月16号的晚上，溥仪的身体各项指标急剧下降，所有人都知道，他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这个时候，他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他那个同样在住院的亲弟弟溥杰，妻子李淑贤明白他的心思，赶紧联系溥杰，让他来见哥哥最后一面。
在等待弟弟的这段时间里，溥仪靠着一股强大的意志力撑着，精神头甚至一度好了起来，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
当溥杰终于赶到病床前，已经说不出话的溥仪努力睁开眼睛，望向自己的弟弟。
兄弟俩就这么对视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眼神里似乎已经说尽了千言万语。
见到弟弟后，溥仪心里最后的一点执念也放下了，第二天凌晨，也就是10月17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据说他离去的时候，有一只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好像还在留恋这个他没过够的普通人生活。
结尾
溥仪走了，身后事办得非常简单，没有皇帝应有的排场，甚至连个像样的告别仪式都没有。
他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八宝山，又过了很多年，到了1995年，他的妻子李淑贤才将他的骨灰迁到了河北易县的华龙皇家陵园。
这地方就在清西陵边上，离他那位一生未曾谋面的光绪皇帝的陵墓不远。
从紫禁城的龙椅，到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再到北京街头的一个普通市民，最后又回到老祖宗的陵寝旁边，也算是一种落叶归根。
他这一辈子的是非功过，就留给历史去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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