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丁立人曾读四所大学、从事七种职业却始终坚持画画，“世界永远新鲜！”|丁立人|九城艺术|关良|刘海粟|画家|画画|赵无极

画家丁立人

丁立人的艺术人生，像他笔下的线条一样自由。他不断变化，珍视每一段经历。他说：“所有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都是自己看见的。”

年过九旬，丁立人依然认为“我的巅峰还没到呢，还有的画呢”。因为，在他看来，艺术是大宇宙，自己还是只小蚂蚁。不过，这只艺术小蚂蚁不追逐潮流，也不排斥新事物，清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其实，书画圈中几乎无人不知丁立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画坛已颇有名望。他画中国画、油画，创作版画，还搞木雕、石刻、印章等。看其作品便能感知，他不是在表现技巧，而是表达对艺术的那股情感，他借由创作表达真挚、热情、自由的内在世界。

看透了世事，却依然像个孩子一样画画。丁立人用漫长的艺术生涯，不断抵近艺术的纯粹。

丁立人，1930年生于浙江台州，中国当代画家、艺术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等高校，因不满刻板教育而退学，最终走上独立探索的艺术道路。艺术风格独树一帜，融合了中国民间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精髓，被刘海粟誉为“风格多变的画家”，赵无极则认为其作品是“东西方艺术的浓缩”。

“我的巅峰还没到呢”

朝花时文：这两年您多次举办个展：日喀则的“西游与东行”，梳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藏题材采风作品；南京北丘当代美术馆的“萍水相逢”，呈现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百余件作品与收藏；在上海举办的首个瓷画展“烈火重生”，展示了在瓷画领域的创作成果……从高原到都市，从纸上到瓷上，是什么推动您年逾九旬仍不断创作？

丁立人：确实，我这两年的展览比较密集，有人找我，要为我办展，只要主题合适，我当然乐意。正如20世纪60年代我第一次在上海中国画院办展时的想法，有人赏识使我感到温暖，那时办展我感到新鲜，现在依然有种新鲜感。

对“未知”的兴奋感，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九十多岁了，但好奇心没减。年龄是客观存在，不把年龄放在心上是主观对待，好奇是我忘掉年龄的最大因素。就像去年我画瓷画，面对新东西，过去的经验不全管用了。瓷画是个有意思的新领域，无火不成，充满悬念。作品在烈火中重生，不只是一次，还可以多次重生。这个烈火太可爱了，古人是怎么发现烈火能烧出千年不朽的瓷作的？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也在实践中窥见了“烈火重生”的天机。

朝花时文：换画材、换题材，对您来说似乎不是挑战，而是“习以为常”。

丁立人：对我来说，不要熟练，要生疏。一旦笔头形成惯性，艺术生命就停滞了。我每一次换画材，比如从纸本转向瓷板，或者换题材，都是主动给自己“找麻烦”。这要求我必须忘掉经验，像新手一样去创作，画不来是好事，画不来才画得好。这激活了我的大脑，我对这个过程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这辈子的核心艺术课题，就是中西、土洋的融合。我不满足于只在宣纸上实验，而是想把剪纸的结构、汉画的线条、民间彩绘的浓烈带进不同的创作材质，看看它们能碰撞出什么。一种风格画久了，就觉得腻了，想尝试别的，过一阵子再回头画，又会大不一样。

《猕猴为亲》重彩

朝花时文：正是一次次的“大不一样”，将您带往艺术创作的巅峰。

丁立人：2019年，我在家乡浙江台州举办“奔九·回家”个展时有人问我：是不是到巅峰时期了？我说，就算100岁也到不了巅峰，我的巅峰还没到呢，还有的画呢。或许巅峰永远到不了，又或许根本没有巅峰。

画画这件事，以平常心对待，就像心跳、呼吸一样自然。现在我基本上每天都画画，白天创作，晚饭后看小说。我经常写作，频繁旅行，一直有对生活的热情与对艺术的好奇心。

世界永远是新鲜的

朝花时文：您在人生观上如此通透超脱，在艺术上又能保持一份天真拙朴的童趣。这种看透却依然纯真的境界是如何达成的？

丁立人：经历多了，自然就明白了很多事，但人要有颗“好心”，因为心是根本，一切行动都听心指挥。画画的时候，更要有一颗赤子之心。画画就是表达自己的心。

《得了好棒》重彩

朝花时文：这种艺术心态，似乎可以追溯到您童年时期的艺术熏陶。

丁立人：我家是个大宅院，父母爱玩、好客，家里成了艺术沙龙。我母亲爱越剧，父亲爱京剧，舅舅他们爱话剧——三个剧种同时上演，锣鼓喧天，我就在那个场子里长大。

我特别迷那些“菜篮班”——老弱病残的京剧班子，演员声音沙哑，动作生硬，武打常常失手，一个跟斗落地半天爬不起来。人家不爱看，我却爱看。我从他们破旧的服装上看到了历史，从他们生硬的动作、走调的唱腔里领悟到了原始本真。我把他们看成一群史前的舞者，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完全出于天性。

我情愿看生硬、不规范的本真，也不愿看技艺高超、表演娴熟的矫作。这种偏好，就是童年时养成的。

朝花时文：您自幼便接受了一些东西，却也逃离了一些东西？

丁立人：我逃离了我舅舅的教学。舅舅画画，画写实的东西，他教我画画时，我心里不自在，那不是我喜欢的画。我对我父亲说：“大人管大人的，我画我自己的。”这句话就是我的态度，我很早就有了这个态度。

那种“逃”的姿态，后来常常出现在我的生命中。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处就是不会重复别人的东西。有失必有得，我以为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好。

家里宽松的教育环境很重要，父母不逼我走什么路，给了我“底气”。如果没有那个起点，后来我可能想“逃”也“逃”不出来。

所有经历都不会白费

朝花时文：您读过四所大学、从事过七种职业，实在颇多“辗转”。

丁立人：我读过的大学确实不少，南京大学、华东美院、山东大学，还有华东师大，中途还折腾过转学、退学之类的事情。别人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可能是，但也不全是。

我在南大读生物系，学了一年，对生物确实感兴趣，甚至感动了指导老师——老师叫陈义，是全国闻名的蚯蚓研究博士，他想把我留下当助教。可是要我终日与蚯蚓为友，实在受不了。主要原因是我对科研缺乏耐性，我深知自己不是分析研究型的，而是创作表现型的。

后来我退学重考，考到华东美院，但没有像期望中的那样上到林风眠、关良老师的课，感到失望，画素描又很机械，我意识到不能这么画下去了，不能抹杀了创造力，不如回家自学。不久我离开学校，回家一面画画一面复习，不到一年又考取了山东大学。每个大学虽然给我不同的东西，但及不上艺术的魅力大，最终我还是走了艺术的路。

《甲虫》拼贴

朝花时文：后来，这种走自己的路的劲头也延续到了您的工作历程中？

丁立人：后来我工作了，也是东做做西做做。我当过小学音乐老师、初中美术老师和动植物老师、高中生活老师等。在农村干植保工作时，还兼任培训班的昆虫知识教师。

我在昆虫研究所画昆虫，研究员让我画标本，但我心里想，虫子明明是有生命的，画标本是在画尸体，有何艺术可言？到农村做调查时，我就按照活的昆虫样子去画，研究员反而说好。

可见，科学家也喜爱鲜活的作品，只是标本画的传统模式束缚了他们。因此看到我画的昆虫后眼前一亮，说明活着的生命比僵死的标本更打动人心。要知道，打动科学家的心不易呀。

有一段时间，我在家具厂工作，设计的东西太前卫，不被人看好，厂里把我调去当门卫，我反而很开心，因为我夜里上班，白天就可以画画。

《天台胜景2》油画

朝花时文：那些与艺术无关的经历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吗？

丁立人：我在昆虫研究所画画，到了农村就顺便画当地的风景和风俗，灶台上的灶画就是这样发现的。在玩具厂设计儿童玩具时，我用木头做了许多汽车模型，这就促使我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木雕……所有经历都不会白费，只要把你的心用上。

朝花时文：您说过，农村的灶画对您的画风影响很大。

丁立人：是啊。有一次下乡捉虫，大热天到农民家里讨口水喝，农家的灶间光线很暗，就灶上的一面白得有点耀眼，灶墙上画的鱼、荷花、藕，一看就是没有学过画的人的手笔。我当时就站在那灶台前走不动了，那个三笔两笔的灶画正是我心里一直想追求的东西——简单、真诚、不装。它不讲技法，但是有力量，扣人心弦。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临摹这些灶画，学到很多实在的东西。

朝花时文：有一种观点认为灶画不够高雅，民间艺术也是低俗的，对此您认可吗？

丁立人：艺术是讨人喜爱的，没有爱便没有艺术，但爱也总有偏向，这是人的个性、修养、经验使然。也正是因为有了偏向，艺术才会分门别类，才可能五光十色。

民间艺术扎根乡土，甚至是从土里钻出来的，这是低中有高，低到极点、高到极点。可是民间美术也有良莠之分，作品的优秀不在于材质、题材、类别等，而在于创意、灵性。这才是艺术的含金量，是艺术的本质。

《天台胜景3》油画

这样的老师天下少有

朝花时文：您艺术生涯里的另一种幸运，是与大艺术家的相遇。听说您与刘海粟先生的相识纯属偶然？

丁立人：我认识刘海粟先生是1964年。一次，我在复兴公园池边画速写，巧遇刘先生，我们很快交谈起来。他十分认真地评论我的速写，好像对着自己的学生一样，我也丝毫没有陌生感。

第二天，刘先生差人送一张便条到我单位，约我去他的“存天阁”观画，真出乎我意料。于是，我第一次走进刘先生的寓所。那是一座法式别墅，厅堂、走廊里都陈列着绘画、雕塑，简直像个美术馆。长长的书架上放着线装中国画册、美术和文物类书籍，以及厚重的原版西洋画册。

从那以后，我每有得意之作，便往刘先生家送，让刘先生给我指点评判。刘先生眼界极宽，我一有创意，他便鼓励，使我受益匪浅。

丁立人（左二）、杨紫见（右）、丁比下（左一）请刘海粟先生（左三）看画

朝花时文：刘先生说过，您是他学生中画风最多变的，他鼓励您“变”？

丁立人：刘先生说，不变容易，一个模式一直下去，脑筋不动或少动。变就难了，要有新意、新图式。变是创造，变光靠用功还不行，脑子里要有东西，要有灵感。

刘先生告诉我，变是与人家拉开距离，也与自己拉开距离，而后者更加困难，而且一次次与自己拉开距离，就更难了。

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变得好、变得扎实，变得深而透。那种灵机一动、变戏法似的变，或蜻蜓点水式的变，其实不叫变。那种变没有用，它经不起看，经不起推敲，不能持久。刘先生说过，真正的变是能恒久的、有力量的、能震撼观者的。

朝花时文：还有什么与刘先生交往的轶事？这些“绝版”回忆可谓珍贵。

丁立人：有一次，我路过颛桥一个热闹的菜市场，当即挑中一家卖笋的摊铺，把画纸摊在地上准备画一幅《卖笋图》。那时候我画水粉画，可那天错把油漆当颜料带了出来。写生的机会难得，我只能硬着头皮使用。那时我们作画用色单一，没想到用多种材料，想到也不敢用，不像现在，用两种以上材料作画的叫综合材料绘画。

这幅画画完，我觉得效果不错，当然要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看了也激动起来，说我画得很特别，与以前又不一样了。

与朱屺瞻先生（左三）、颜文樑、赵简楼等画家游中山公园

朝花时文：您和关良先生的相遇，又是出于什么机缘？

丁立人：1951年，我考入华东美院，关先生本该是我老师，可由于历史原因我一直没见到他。20世纪60年代，我从李骆公那里拿到推荐信，才见到关先生，相见时间推迟了整整15年。

关先生跟我投缘。有一年除夕，我们几个学生带着熟食、酒水到他家去过年，师生团聚一乐，关先生戏瘾上来，他唱《四郎探母》，我操琴伴奏，又是一乐。那种氛围真好。

朝花时文：这种师生情谊，真是难得。

丁立人：我忘不了关先生的恩情。那时，我所在的玩具厂解散了，我被分到碳棒厂沥青车间烧柏油。有一次，我去看望关先生，他见我脸色发青，吃了一惊，了解情况后立即想办法给我换岗位。他打听到一个能为我说上话的人恰好是书画爱好者，此人一直想要关先生的画，关先生为了我，马上答应送画。

关先生从不随便送画，都是人家上门来求的，有时求也不送。这次，为了我的工作调动，也是为我的身体健康着想，主动送画，实在使我感动。这样的老师，天底下少有！

丁立人（右）、石开（左）与关良先生（中）合影（1981）

要的是自己的画风和技法

朝花时文：刘海粟评价您为“风格多变的画家”，赵无极说您的画是“东西方艺术的浓缩”，张仃则称赞您的作品“幽默风趣，非常耐看”，范迪安认为您“真正做到了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又能超越这个时代”。别人的定义之外，您怎样评价自己的创作风格？

丁立人：人家说的是人家的道理，有些道理相通，比如中西结合，我提出过“杂交艺术”的概念，主张打破中西、古今、雅俗的界限，通过不同艺术元素的融合激发生命力。但这都不是我画画的先决条件。恰恰相反，画画时什么条件都不去管，什么条件都是框框。画画时要什么都不想，“一身轻松”，跟着感觉走。至于技法，好像画画必须有技法，这种技法是指大众的技法，画出来的画难免千篇一律，而为了画出有自己特点的画，必定要有自己的技法。

朝花时文：您的艺术观点很前卫，年轻人喜欢您的画吗？年轻艺术家的画您喜欢吗？

丁立人：我没问过年轻人，我也不是为他们喜欢而画。艺术来自生活，凡是贴近生活的画，便是当代的，便能被人理解。

很多年轻人的画，形式新、手法多样，这些都很好。只要用真心画出来的东西就会打动人心，招人喜欢，心心相通，真艺术来不得半点假。

朝花时文：数字艺术时代，“老画家”会不会过时？艺术中的永恒存在吗？

丁立人：时间永远向前进，把好的留下、差的淘汰。然而，好的也会过时，过时了便没有了价值，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少，一切艺术品都逃脱不了这种命运，这是规律。唯有“变”才是不变的，“变”是永恒的，所有艺术家都是“变”中的一分子，都要参与变，无一逃脱。因此，过去、现在、未来的艺术家，包括他的作品，都会在“变”中过时。

周末周刊：看您的画作和文字，与您交谈，常常觉得您是一个游离于自我之外的观察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

丁立人：所谓游离于自我之外，恰恰相反，我是相当自我之内的。是不是太“外”了必成太“内”？正如高极必低、低极反高，也许是同一道理。我其实是很自我的，只要一间斗室，便可自我地画、自我地刻、自我地剪、自我地贴，没完没了。哪管宇宙星际，天下艺术、风云变幻，什么历史、价值、市场、运作，乃至什么是艺术，全是身外之物。其实连自己的画作也是身外之物。那么“身内之物”又是什么？是过程，是作画时的每一笔、每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