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5年就业亮红灯，这个曾经光鲜的行业，挤满忍气吞声的年轻人|亮红灯|合伙人|小静|律师事务所|律所

和其他大多数行业的实习生不一样，实习律师和所在律所的关系，捆绑得更深。律师在执业前必须实习满一年，期间，无证的实习律师需要挂靠律所工作，一旦离职、转所，除特殊情况外实习期都需重新计算，这也意味着，此前的投入悉数白费。

当双方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有人选择直接对簿公堂，但更多实习律师觉得，自己并没有掀桌子的资本——无论是业界资源还是人脉关系，一个刚踏进圈子的年轻人都处于劣势，只能沉默。

文 |钟宸

编辑 |百九

运营 |歪歪

对簿公堂

近500人微信群的平静，被丢进来的一份判决书“炸”开了。

发送者赵连，是福建泉州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今年4月，她将矛头对准了曾经在该律所和她共事过，后来又把律所告上法庭的实习律师孙承。

这是终审判决。法院裁定，律所返还孙承垫付的、本应由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保费用16748.52元，并为孙承出具离职证明。对此，曾是孙承带教律师的赵连，显然气不过，“这种白眼狼的事情，应该发下”。

微信群里，聚集了不少泉州本地的律师，赵连直言：“我们律所吃亏不打紧，给同行看看借鉴下……招人需谨慎，不要引狼入室。”

▲图 / 《凡人歌》

从判决书看，这本是一起普通的劳动纠纷。2023年9月，孙承与赵连所在的律所签订《实习律师协议》，进入该所实习。在一年的实习期内，律所要求孙承自行承担全部社保——包括本应由用人单位缴纳的部分，共计16748.52元。等到2024年12月，孙承实习期满、申请转所时，律所却拒绝出具离职证明。她最终选择起诉。

但在业内不少人看来，这一案件撕开了一个口子，实习律师和律所、带教律师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再一次被摆到明处。

同样是4月，实习律师柳黎收到了仲裁裁决书。她赢了，仲裁员支持了她的诉求：律所应支付拖欠工资差额、违法辞退赔偿金，以及加班费，她于4月25日在支付宝收到了这笔钱。

此时距离她离开北京那家律师事务所，已经过去大半年。但回忆起来，那些刺耳的语音、当面的嘲讽、还有那句“我要在律师圈封杀你”，依然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晰。

2025年9月30日，柳黎收到辞退通知书。上面写着“截止到目前你应交的社保、工资已全部发放”。三天前，她到手的工资是4440元。但带教律师，那位她曾经无比信任的律所合伙人，承诺给她的月薪是8600元。

她发了很多条微信讨要差额。对方没有正面回复，而是列举她的工作问题。以柳黎不缺钱、没有拿证等说辞回复她，柳黎一一反驳，坚持按照约定拿足额工资。带教律师只同意补发1200元（注：带教以财务做账缴纳五险一金方便为由，与柳黎签订的合同月薪为6000元），让她“做事不要情绪化”。被柳黎拒绝后，带教满不在乎地说：“我建议你申请仲裁较劲，好吧。”

▲图 / 《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

柳黎没有退缩，她申请了劳动仲裁。没想到，带教律师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直接和她撕破脸。

10月13日上午，柳黎提醒曾经的客户单位做好工作交接，说明自己被拖欠薪资且已离职。带教得知后，突然发来几段数十秒的语音，夹杂着不少针对她本人的不堪入耳的脏话。带教甚至语音威胁：“我也在我的朋友圈封杀你，在我的律师圈，你别想找到工作……誓死不罢休。”

柳黎愣住了。她很难想象，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资深律师，能这么跟人讲话。更让她愤怒的，是对方抛出的另一项指控——“盗刷饭卡”。带教曾给她一张客户单位的饭卡，用于每周值班时吃午饭。柳黎一共去了四次，吃了四天。国企食堂不过十元，带教却在语音里说：“你盗刷了几万块。”

之后，带教在微信上表示会报警让民警来查证，柳黎猜想，对方言下之意或许是想用刑事犯罪指控来威胁她。那时，她刚被辞退，没有收入，还要交房租。她发现自己除了反击，别无选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没有了，就无所畏惧了”。

最终，柳黎并没有接到民警的电话，却因被指控盗刷一直担惊受怕，不敢将饭卡交还。在仲裁当天有仲裁员、书记员以及摄像头的情况下，柳黎才敢将饭卡还给带教，并让带教说清楚盗刷这件事，但最终未得到正面回应。

某种程度上说，个人和机构对簿公堂需要鼓起十足的勇气。更多实习律师觉得，自己并没有掀桌子的资本——无论是业界资源还是人脉关系，一个刚踏进圈子的年轻人都处于劣势，只能沉默。

同样是实习律师的庆铃，曾试图反抗。她发布了一篇“避雷”帖，细数之前实习所在律所的不公。帖子发出不到一天，电话就响了。那头是曾经的带教律师，声音不急不慢：“大家以后都是混这个圈子的，天津就这么大，别闹得特别难看。”

庆铃不知该如何是好。她是北方某211大学法学院的本科生，经学长推荐进入天津一家律所实习。学校的课程教过合同法、刑法，却没教过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犹豫之后，她将帖子设为“仅自己可见”。等她两天后鼓起勇气再公开，算法早已将那条帖子冲到无人问津的角落。

“师徒制”的异化时刻

赵连在行业微信群里“挂”曾经的实习律师这件事，引发了不少讨论。

同一个群里的一位彭姓律师，首先站出来声援了实习律师孙承，“师傅不给自己徒弟办理离职证明是不妥当的……一、二审法院判决后，作为律所应当预知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后果，不能怪自己的徒弟去申请强制执行”。

和其他大多数行业的实习生不一样，实习律师和所在律所的关系，捆绑得更深。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在执业前必须实习满一年，期间，无证的实习律师需要挂靠律所工作，一旦离职、转所，除特殊情况外实习期都需重新计算——这意味着，此前的投入悉数白费。

而能否顺利度过这一年实习期，实习律师和带教律师的关系至关重要。在传统观念以及部分资深律师眼中，带教关系被视作“师徒传承”，带教律师被称为“师傅”或“老师”，在实践中传授经验，完成对实习律师的“传帮带”。

但在实际的权力关系中，不少人觉得比起“老师”，带教律师更像实习律师的“老板”。

最初到天津那家律所面试时，庆铃觉得她的带教说话温柔、案源丰富，决定留下。但入职后，她发现情况变得不一样。带教让她在一周内归档办公室所有卷宗，将案件材料按顺序整理后打孔装订成册。她预估自己做不完，对方就要求她周末加班。聊天记录显示，带教在晚上十点后还在给她安排工作。

▲图 / 《即刻上场》

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承担了案件除开庭之外的七成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证据材料整理、续封申请书、强制执行文书的撰写等等。她把实习生活总结为带教“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去年冬天有一次，带教让庆铃跑到另一个区送资料。她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又走了十多分钟的路，才到达客户公司。推开办公室的门，带教正和客户喝茶聊天，而庆铃被冻得手脚冰凉、面部通红。那份资料其实并不重要，庆铃“也不知道（带教）咋想的”，相比委屈，她更多感到愤怒：“明明叫一个跑腿就能解决的事，干嘛非得让我们跑一趟？”

庆铃不是没想过就此辞职、换一家律所，但除了一年的实习期得从头再算，她也不知道下一个带教会怎样，“有可能会更糟糕”，只能选择忍受。

另一位律师分析说，“传帮带”原本指的是“传承、帮助、带领”，但到了现实中，带教律师对实习律师的传承往往不足，双方权力不对等的问题却格外突出。

小静对此深有体会。她的前任带教经常以师傅自居，开车带她去开庭时，会催她抓紧考驾照，“我在庭上累死了，你应该拉着师傅去开庭”。约定服务期时，带教又强调：“我天天给你生活费，还让你来学习，你应该感恩。以后你执业了也得在我这服务一段时间，不然我不白教了吗？”

但与此同时，作为实习律师，小静并不被允许喊带教“师傅”——只有他的一位“关门弟子”有此特权。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小静一度纠结的是“为什么他可以叫，我不能叫？我是不是低人一等？”直到离开律所，她才惊觉“只有我思想不正常”。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带教还曾让她晚上陪着去和当事人喝酒。有一次，同所的另一位女生喝了一斤白酒，回家后酒精中毒到医院洗胃，第二天请假。小静提了两兜水果去看望，但带教没有慰问，反而问那个女生：“身体什么时候好，这边还有酒局在等着你。”

▲图 / 《我在他乡挺好的》

私下每每提起让她陪酒的带教，小静都咬牙切齿。但为了打好关系，她还是将自己获得的案源分给带教做，“没有办法，这个依附关系是永恒存在的”。

这样的依附，根植于行业的规则。

广东某大型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晗介绍称，在当前的行业实践中，合伙制律所虽然名义上需与实习律师签订劳动合同，但实习律师的工资、社保等成本，实际上往往由团队合伙人或带教律师个人承担；个人所则由开设该律所的个人承担，或由带教律师自掏腰包。

这也意味着，实习律师的学习机会和薪资待遇都高度依仗于带教律师，间接导致一些实习律师难以拒绝不合理要求。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规定，实习律师主动转所或辞职的，一般需注销实习证，重新计算实习期（但如果因律所未能履行实习协议、律所停业、合并、撤销等非自身原因导致实习中断的，可以申请延续原有实习期，无需从头计算）。

小静就付出过代价。她从第一家律所主动离职后，算了算被“耽误”的时间：试用期一个月，实习两个月，到新律所试用期和重新挂证四个月……“整个2025年基本没干什么别的事”。

僧多粥少

律所的师徒关系，不是没有温情时刻。

凯德在福建某小型律所工作超过十年。在他看来，大多数带教律师并非坏人，“看见TA（实习律师）就像看见自己的弟弟妹妹”。在泉州，他所在律所给实习律师开5000元一个月，还提供住宿。他会将一些较小的案件交给徒弟做，提成全部转给徒弟。有后来离开律所的徒弟为了感谢他，每一年都给他寄水果。

师徒制的初衷或许是让带教律师与实习律师合作扶持，但由于法学毕业生人数多、需求少，形成了供需失衡的市场环境。招人成本不断攀升，如今，更多律所倾向于降低实习律师的薪资、减少招聘名额——用陈晗的话说，这是“开源节流”。

除了薪资，律所一般还需为线下办公的实习律师支付卡位费。陈晗算了一笔账：即使每月开三四千元的工资，加上一年两万元的卡位费，招聘一个实习律师的年成本超过五万元。而实习律师不能单独办案，带教需要带着办、传授经验，“要么亏本，要么收支平衡”。他去年招了一个实习律师，今年已不打算再招，一是实习律师对其业务帮助作用小，二是团队已经饱和。

事实上，“徒弟需要师傅，但师傅不一定需要徒弟，而且我有很多选择”。陈晗强调，律师行业是充分市场竞争的行业，更多时候，招人都看市场行情。

▲图 / 《即刻上场》

如今的行情就是“僧多粥少”。

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一直颇为严峻。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法学专业连续5年位列“红牌专业”——这些专业的就业落实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来看都较低，且市场需求减少或增长缓慢。

身处买方市场，很多时候，实习律师都处于“被挑拣”的境地。

林伟在一家全国大型综合性律所实习，每月薪资已经达到9000元，带教也由他自己挑选。但这并不是行业普遍现象。据他观察，团队春招投递进来的应届毕业生多为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有一段律所实习经历，不乏985、211名校及“五院四系”（指20世纪50年代后建成的五所政法院校及四所大学的法律系，在法学教育界具有重要地位）背景。高峰招人期，团队一天就能收到十几封简历。

在综艺《令人心动的offer》里，实习律师们竞争激烈，某种程度上也因为最后的留用机会是差额的，第五季的最终offer归属就曾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突破1.2亿。

▲图 /《令人心动的offer 第五季》

但对于现实中更多实习律师来说，差额录取导致的超长留用实习期，几乎成为了噩梦。林伟解释说，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想去比较好的律师团队或者好的律所，基本上都需要在这个团队进行超长时间的留用实习，“可能是6个月，甚至说一年都有可能”。

而正式入职前的超长实习，并不保证最终一定可以留下来，同期可能有几个实习生竞争一个留用名额。林伟从学长学姐那里了解到，如果想在红圈所或者精品所的强势团队挂证，都避免不了一段煎熬又焦虑的实习期。

而大鹅面试时律所开出的最高薪资仅4000元每月，有一家只开2500元，还要自行缴纳五险一金，到手仅800余元。但她最终选择现在的律所时，薪资已不是主要考量。

作为华东政法大学的本科毕业生，2023年考研失败后，在苏州找了三个月工作，面试了十几家律所，最终选择了现在的团队。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带教律师在面试前给她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耐心介绍自己的业务，问她住在哪里，说“那还蛮近的”。

在经历了被质疑“你高中那么好为什么法考只考这么点儿”，又被反问“你觉得律所会遵守劳动法吗”的十几场面试后，这个带教的温和显得格外珍贵。

变化的水温

从个体的经历跳出来，行业整体水温的变化已经不是秘密。

大鹅听到过带教对现在律师费收不上来的抱怨，她一度以为带教在暗示自己不需要助理了，做好了重新找工作的打算。直到开始执业的两个月前，带教和她谈留用的事情，大鹅才暗自庆幸自己不用失业了。

律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行业的变化。凯德某次在厦门法院开庭，对方律师在6000万元的案件标的额度下只收了15000元的律师费，而在以前，2000万元标的的案子就能拿到20多万元的律师费。凯德回忆说，十年前的实习律师，一个案子拿到超过六位数的律师费也不足为奇，“他本身都能赚到钱，哪里还嫌工资低”？

律师费为何下降得如此剧烈？凯德给出了几个原因。首先是客户没钱了。“原来顾问费一年5万元，现在他就给你2万元、3万元。”在接受访谈前，还有客户打电话给凯德，询问其律师费能否降低，表示自己的经济状况也较为困难。

▲图 /《家事法庭》

其次是执行难：这两年来，他经手的至少三分之一的案件在法院拿不到一分钱。“当事人一听，前面二三十个人告了都没拿到钱，还要垫诉讼费、律师费，算了，就不起诉了。”

再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政策推行后，传统意义上的庭审辩护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凯德需要在法院值班，上个月值班时遇到的8个案件，“全部是法律援助，没有请自聘律师的”。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律师人数增长过快，法律需求的增速未能同步跟上，行业整体处于供大于求的境地。

在凯德所在的城市，已经有律师将货车涂上律所名称，长期停放在看守所门口招揽案件；还有律所租下看守所、法院门口的店面进行办公；更有甚者，直接在门口贴广告、发传单。这些行为，要么触犯了律师协会的相关规定，要么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及广告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凯德把如今一些看守所、法院的门口形容为“菜市场”，“现在律师像卖保险一样，谁吃饭都能碰到几个”。

这种供大于求，也直接影响了凯德所在的律所。为了维持运营，他的律所开始接以前看不上的小案子：“今天有个争议才十几万元的（标的额度），原来我们都看不上，现在都要‘弄’过来做。”

作为高级合伙人，陈晗可以看到律所的财务报表，对此更有体会。以前因业务数量多，陈晗基本不用跑业务，而现在随着业务量下降，他需要跑到深圳寻找机会，去年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团队平均收入也都有所下降。如今，除非业务量明显上升，否则他都不再打算招聘新人。

大环境的改变也影响着律师的业务。陈晗介绍说，之前法律援助的案子由司法局支付律师费，一般案子做完就能结款，但现在回款周期拉长，甚至超过半年，其他客户的回款周期也在拉长。去年一年内，陈晗同事签约的法律顾问单位，有超过10家都没有续签。

全国某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鑫认为，目前律师行业已经跟10年前所面临的处境“不可同日而语”。他原来做涉外投资业务较多，但近几年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也对涉外业务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与此同时，人民币投资并购的业务随着港股上市的红火逐渐恢复，但依旧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以他所在的律所为例，虽然人民币业务的上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涉外业务的萎缩，通过其他业务的开拓律所收入也依旧在上涨，但业务量已经不如过去饱满，团队收入增幅也不如以往大。而因律师行业进入平稳发展期，张鑫也指出年轻律师的职业门槛、上升空间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他觉得，这是成熟行业的普遍现象。

其他行业的不景气，同样也像水波一样传导到律师行业。凯德的律所有一个客户开瓷砖厂，去年、前年都按时缴纳了法律顾问费用，今年3月本要支付费用，但到4月底凯德还没收到款项。凯德判断，客户并不满意服务，因为给客户起诉的几个案子都还未执行完毕，“他就说你把那几个案子的钱追回来，我就付给你”。

这种难以执行的情况，凯德在帮助建材类的顾问单位起诉时感受明显。因建材上下游产业发展困难，回款周期变长，他做了个估算，建材的这几家单位诉讼执行坏账率目前已经达到50%。

柳黎在身心俱疲的仲裁过程中，被医院诊断出现抑郁症状，但她依旧希望在律所工作，“我就想等这个事情完全结束了，再好好地投入到新工作之中”。

▲图 /《低谷医生》

尽管如此，一些实习律师仍然对未来抱有期待。小静至今记得一笔18000元的转账。那是一个案子的执行款，也是一个让她记到现在的故事。

当事人是一位民工，专门给人“刮大白”。在她的记忆里，那位老人个子很矮，脸上还挂着白色的腻子粉，一双手黑黑的、满是粗糙的纹路，一看就是常年出力气的人。老人怯生生地对她说：“我第一次上法院，律师，我啥也不懂……”而对面欠薪不还的是一对教师夫妇。

案子当庭调解，对方最终少给了2000块钱。小静心里不忿，但还是劝说老人收下款项。老人拿到钱后非常开心，连声说“谢谢律师”。

这份感觉，与她当初学法律时的念头几乎背道而驰。读法学院的时候，周遭很多人都说学法是为了公平正义，但那时候她就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讨口饭吃，挣钱养家，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可当她真正和那位老人四目相对时，一种压不住的社会责任感突然涌了上来。但她也觉得，不公平才是生活的一种本质，帮助老人解决问题才是常态。

前一阵，小静手里的案子积压如山，压力大到萌生退意。一天，所里一位执业多年的老律师碰见她，撂下一句话：“小静，你这样儿的，以后做律师你没什么问题。”就是这句看似随口的肯定，让她在心里默默地想：那就再干一段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