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六十六岁了，还会被大哥气成这样。

从县城到周家村，开车四十分钟。路是前两年刚修的水泥路，不像以前那样坑坑洼洼了，但弯多，一个接一个的胳膊肘弯，老周开得很慢，后座上的纸钱和金元宝也跟着晃来晃去，塑料袋哗哗地响。

后视镜里，老伴赵兰靠着车窗打盹，嘴巴微微张着，睡得很沉。她晕车，出门前吃了两粒茶苯海明，这会儿药劲儿上来了。音响里放着邓丽君，声音开得很小，像怕吵醒什么似的。

清明，回乡扫墓。

这条路老周走了几十年了。以前坐班车，晃晃悠悠一个小时，现在自己开车，快多了。但路好了，人老了，时间在两头扯，不知道哪头赢了。

到村口的时候，老周把车停在那棵老槐树下面。树还在，比他小时候粗了一圈，树冠遮天蔽日的，把半个村口都罩在阴凉里。树下坐着几个老头，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盹，有的什么都不干，就那么坐着，像几块被时间打磨过的石头。

老周下了车，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一个下棋的老头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他几秒，忽然咧嘴笑了：“这不是周家老二吗？回来了？”

是发小建国，小时候一起偷过瓜、摸过鱼的那个。现在也六十六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笑起来的时候，假牙在嘴里闪着光。

“建国，你还在啊。”老周也笑了。

“我不在还能去哪？”建国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大哥在家呢，你直接过去就行。”

老周的笑容淡了一些。他从后备箱里拿出纸钱和元宝，又从副驾驶座上拎起一箱牛奶和两瓶酒。赵兰这时候也醒了，迷迷糊糊地从车里出来，拢了拢头发，跟着他往里走。

村道还是那条村道，只是从泥土变成了水泥。两边的房子，有些翻新了，有些塌了，有些门上挂着锁，锁都生锈了，一看就是很久没人住。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

大哥周德厚住在村东头的老宅子里。说是老宅子，其实也不老了，十年前翻修过一次，红砖到顶，铝合金门窗，院子里铺了水泥地，停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院门口种着一棵石榴树，还没到开花的时节，光秃秃的，像一把倒插在土里的扫帚。

老周推开院门，喊了一声：“哥。”

没有人应。

院子里很安静，阳光照在水泥地上，白花花的有些晃眼。一只芦花鸡从鸡窝里探出头来，看了看他，又缩了回去。堂屋的门虚掩着，门帘被风吹起来，露出里面黑黢黢的屋子。

老周又喊了一声：“哥，我来了。”

这回有人应了。堂屋里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吱呀——嘎——，像一只老猫在叫。然后门帘被掀开了，大哥周德厚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夹克，裤子膝盖上打了补丁，脚上一双沾满泥巴的黄胶鞋。

大哥今年七十一，比老周大五岁。五岁在以前不算什么，但这几年，这五岁的差距忽然变得很大。大哥的背驼了，头发白得一根黑的都找不到，脸上的皮肤像风干的橘子皮，皱巴巴地贴在骨头上。最明显的是眼睛——浑浊，发黄，像两颗放久了的玻璃弹珠，没有了从前的光泽。

但他的嗓门没变，还是那么大。

“来了就来了，喊什么喊，我又不是聋子。”

老周被噎了一下，笑了笑，把牛奶和酒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哥，给你带了箱牛奶，还有两瓶酒。”

大哥瞥了一眼，没说什么，转身进了屋。

老周和赵兰跟着进了堂屋。堂屋里的光线很暗，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透进来的光被报纸筛了一遍，变成了暗黄色的，像陈年的米汤。正中的墙上挂着父母的遗像，黑白的，父亲一脸严肃，母亲微微笑着，两双眼睛从相框里看着下面的人。

遗像下面的供桌上，落了一层灰。

大哥在椅子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慢慢升起来，像一条灰色的蛇。

“爹妈的坟，你多久没扫了？”大哥忽然问。

老周愣了一下：“去年清明不是回来了吗？”

“去年？”大哥哼了一声，“去年你没回来。去年就我一个人去的，我跟你打电话说了。”

老周想起来了。去年清明前一天，老周发烧，三十八度七，赵兰不让他出门。他给大哥打了电话，说今年回不去了，让大哥代为上坟。大哥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知道了”，就挂了。

“我发烧了，跟你说了——”

“发烧？发烧烧一年？”大哥把烟灰弹在地上，“你看看爹妈的坟，草都长多高了。我七十一了，你让我一个人去拔草？你怎么好意思？”

老周的血压开始往上蹿。他的手在膝盖上攥了攥，松开，又攥了攥。赵兰在旁边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意思是“别吵”。

“哥，我今天不是回来了吗？下午就去扫。草我拔，坟头我添，你歇着就行。”

“我歇着？我能歇着？”大哥的声音又大了几分，“这房子你住不住？爹妈的坟你管不管？你一个月退休金六千多，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你哥我在村里吃了上顿愁下顿，你有管过吗？”

退休金三个字一出来，老周就知道今天这场架躲不掉了。大哥这辈子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弟弟有退休金，他没有。他是农民，一辈子种地，六十岁以后每个月领一百多块钱的基础养老金，加上村里的一点补贴，不到两百块。

两百对六千，三十倍。

这笔账，大哥算了几万遍，每一个数字都刻在了骨头里。每次老周回来，大哥都要提。不是在饭桌上提，就是在喝酒的时候提，有时候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忽然冒出一句“你一个月六千多”，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提醒谁。

“哥，我那个退休金也不是白拿的，我交了三十多年的社保——”

“行了行了，”大哥摆了摆手，“别说那些没用的。你今天回来正好，我有事跟你说。”

他站起来，走进里屋，翻了一会儿，拿出一张纸，递给老周。纸是皱巴巴的，边角卷了起来，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圆珠笔写的，有些地方模糊了，要凑近了才能看清。

老周把纸接过来，看了一眼标题，瞳孔缩了一下。

“分家协议”。

内容大概是：老宅分为三份，大哥占两份，老周占一份。原因是大哥这些年一直在村里照顾父母，父母的后事也是大哥操办的，老周常年在外，对家里贡献少。父母留下的两亩水田，归大哥所有。另外，老周每月从退休金里拿出一千五百块，作为大哥的赡养费。

落款处，大哥已经签了名字，按了手印。手印红得发黑，像是按了好几次。

老周看着这张纸，手在微微发抖。

这些年他一直觉得自己亏欠大哥。当年父亲瘫痪在床三年，是大哥在床前伺候的。母亲走的时候，是大哥给擦的身子、穿的寿衣。老周那时候在城里上班，孩子小，工作忙，一年到头回不来几趟。父母生病的时候他寄钱回来，寄得不少，但钱不是人。钱买不了熬夜，买不了翻身，买不了端屎端尿。

他知道自己欠大哥的，一直都知道。但欠归欠，这张纸上写的有些东西，他实在认不下去。

老宅分成三份，他拿一份，这没问题。他本来就没想要老宅，大哥要就全拿去好了。两亩水田归大哥，也没问题，他又不会种地，要来干什么。

但“每月从退休金里拿出一千五百块”，这个他不能答应。不是拿不出这个钱，是他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他退休金六千出头，老伴赵兰没有退休金，两个人在县城生活，吃穿用度、人情往来、偶尔看个病抓个药，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拿出一千五给大哥，他自己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哥，这个赡养费——”老周斟酌着措辞，“我每个月给你拿五百，你看行不行？”

大哥把烟掐灭在椅子扶手上，留下一个焦黑的圆点。

“五百？你打发要饭的？”

“哥，五百不少了，我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你的日子是日子，我的日子就不是日子？”大哥猛地站了起来，“你在城里住着楼房，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你跟我讲你的日子？我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一个人在这个破房子里，病了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你跟我讲你的日子？”

大哥的声音在堂屋里嗡嗡地响，墙上的灰尘被震得簌簌地往下落。父母的遗像在墙上微微晃了一下，又稳住了。

老周站了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发出刺耳的声响。

“哥，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我给你拿五百，一年就是六千，不少了。你要是嫌少，那你自己说，你想要多少？”

“一千五，一分不能少。”

“不可能。”

“那你就别想扫爹妈的坟。”

这句话像一根针，一下子扎进了老周最软的地方。他张着嘴，瞪着大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赵兰站了起来，拉了拉老周的袖子。“走吧，先去把车上的东西拿下来。”

老周没动。

“走啊。”赵兰又拉了一下。

老周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张分家协议往桌上一拍，跟着赵兰走出了堂屋。

院子里，阳光很好。那只芦花鸡已经从鸡窝里出来了，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低头啄着地上的米粒。石榴树的枝丫在风中轻轻地晃，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像一群没长大的孩子在追逐打闹。

老周站在院子里，胸口堵得慌。他想不通，小时候那个背着他过河的大哥，那个把仅有的一块糖掰成两半塞到他嘴里的大哥，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他想起七岁那年，村东头的河涨水了，上学的小桥被淹了。大哥背着他蹚水过河，水没到大腿根，大哥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他趴在大哥的背上，闻到大哥脖子上的汗味和雨水混在一起的味道，觉得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个背。

后来大哥把他放下来的时候，他回头看大哥的脚，发现大哥的布鞋被水冲走了一只。大哥光着一只脚，带着他去学校，自己光着脚走了二里地回家。

那个大哥，和刚才指着鼻子骂他的大哥，是一个人吗？

老周从车上拿出镰刀和竹篮，一个人去了坟地。

赵兰要跟着，他没让。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坟地在村后的山坡上，要走十几分钟的路。路两边是麦田，绿油油的，风吹过来的时候，麦浪一层一层地翻滚，好看得很。但老周没心思看，他走得很快，像是在逃避什么，又像是在追赶什么。

父母的坟在坡顶，两座坟并排着，坐北朝南，能看见整个村子。这是他爹生前自己选的地方，说他活着的时候看了一辈子这个村子，死了也要看着。

坟上的草果然很高了，高的都快到膝盖了。野草和荆棘缠在一起，把坟头遮得严严实实，不仔细看都不知道下面是坟。墓碑上的字也被野草遮住了大半，只露出“先父”和“先妣”几个字，笔画被风雨磨得有些模糊了。

老周蹲下来，开始拔草。

草根扎得很深，有些要使劲才能拔出来。他拔了一会儿，手就被草勒出了红印子，接着磨破了皮，血珠子渗出来，火辣辣地疼。他没有停，也没有戴手套，就那么一把一把地拔，像是要把这些年欠下的力气都还在这里。

太阳从东边移到了头顶，照在他后背上，暖洋洋的，又有些发烫。他出了一身汗，后背的衣服湿了一大片，贴在身上，黏糊糊的。他没有停下来，继续拔，继续拔。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小时候，他妈也是这样拔草的。那时候坟里埋的是他爷爷，他跟着他妈来上坟，他妈拔草，他在旁边捉蚂蚱。他妈说，你爷爷活着的时候最烦草，院子里有根草都要蹲下来拔掉，现在好了，草长到坟头上来了，他也管不了了。

他问，人死了就什么都管不了了吗？

他妈说，管不了了，所以活着的时候要把该做的事做了，死了才不会后悔。

他妈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九七二年。五十二年前。

老周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哭，是那种不知不觉的、没有声音的、从眼眶里慢慢溢出来的水。他用手背擦了一下，手背上有泥，擦得脸上糊了一片。

他把坟头的草拔干净了，又用镰刀把荆棘砍掉，把坟前的空地清理出来。他从篮子里拿出纸钱和金元宝，在坟前摆好，又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划了好几根才划着。

火苗蹿起来，纸钱在火里卷曲、变黑、化成灰，飘起来，像一群黑色的蝴蝶。

“爹，妈，”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像是怕吵着谁，“我来看你们了。”

他在坟前坐了很久。太阳从头顶慢慢滑到了西边，影子从脚下一点一点地拉长。风吹过来，带着麦田的味道和新翻的泥土的气息。

他站起来的时候，腿有些麻，膝盖咔嚓响了一声。老了，蹲久了不行了。

他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和泥土，把镰刀和篮子收好，最后看了一眼爹妈的坟。坟头上的草拔干净了，墓碑露出来了，阳光照在上面，字迹清晰了很多。

他转身往回走。

路过麦田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一眼。麦子已经抽穗了，绿中泛着黄，再过一个月就能收了。他想起小时候跟着大哥在地里拾麦穗，大哥拾得比他快，总是把自己的篮子装满了再来帮他装。大哥说，你慢点，别被麦茬扎了脚。

他站在麦田边上，风吹过来，麦浪一层一层地翻滚，一直翻滚到天边。

到了大哥家门口，老周推开门，赵兰正坐在院子里择韭菜，旁边放着一盆已经和好的面。看到老周回来，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续择韭菜。

“大哥呢？”老周问。

“在屋里，好像在接电话。”赵兰说，“你眼睛怎么了？哭了？”

“没有，风迷了眼。”

赵兰看了他一眼，没拆穿他。几十年夫妻了，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她听得出来。

老周走进堂屋，大哥正坐在椅子上，手机贴在耳朵上，声音不大，但老周听到了几个字——“够了够了，别打了，再打也没用……”

看到老周进来，大哥把手机挂了。

“扫完了？”大哥问。

“扫完了。”老周在对面坐下。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哥，”老周开口了，“你那个协议，我看了。”

大哥没说话。

“老宅我不要，水田我不要，都给你。但那个赡养费，我不能给一千五，我出不起。”

大哥的嘴张了张，又闭上了。

“但我可以每个月给你拿八百。”老周说，“八百，一年九千六，加上你的养老金，一年也有一万二左右。够你在这里过日子了。你一个人吃不了多少，米面自家种的，菜园子里有菜，就是买点油盐酱醋、肉、鸡蛋，够了。”

大哥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在微微抖动。

“另外，”老周又说，“村里的房子，我跟你一起出钱翻修一下。你一个人住，房子漏雨不行，墙皮掉灰也不行。该修的修，该换的换，钱我出一大半。”

大哥低着头，没说话。

老周站起来，走到大哥面前，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分家协议，放在大哥手边。

“哥，你要是觉得行，这协议我签字。你要是觉得不行，我也不勉强你。但爹妈的坟，你拦不住我，我年年都会回来。”

说完，他转身往外走。

“老二。”

大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不像刚才那么大了，甚至有些哑。

老周停下来，没回头。

“你刚才说，每个月八百？”

“八百。”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身后沉默了很久。久到老周以为大哥不想再说了，他迈开步子继续往外走。

“老二。”

他又停下来。

“那个……你带来的牛奶，我能喝不？”

老周愣了一下，转过身，看到大哥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拿着那箱牛奶，像个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错事的孩子，手足无措地看着他。

老周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走过去，从大哥手里拿过牛奶箱，撕开封口，拿出一盒，插好吸管，递过去。

“喝吧，给你买的，不给你喝给谁喝。”

大哥接过牛奶，吸了一口，腮帮子鼓起来，像只老青蛙。他咽下去，舔了舔嘴唇，嘴角忽然咧开了，露出几颗摇摇欲坠的黄牙。

“甜的。”他说。

老周看着大哥那个样子，鼻子酸得不行。七十一岁的人了，一口牛奶，甜不甜他不知道吗？他就是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说一句废话。

“哥，”老周的声音有些哽，“你把那张协议撕了吧。别分了。有我在一天，就有你一口吃的。”

大哥握着牛奶盒，手在抖。牛奶从吸管口溢出来，滴在他灰扑扑的裤子上，白色的，一小滴一小滴的，像眼泪。

他没有撕那张协议。

但老周看到他拿烟的手，在抹眼睛。

院子里，赵兰的饺子已经包了一半。韭菜鸡蛋馅的，韭菜是她刚从菜园里割的，鸡蛋是自家鸡下的，面是她亲手和的，醒了大半个小时，擀出来的饺子皮又薄又韧。

她低着头，一个个地包着，饺子在她手里像变戏法一样，一捏一个，一捏一个，排成队站在盖帘上，整整齐齐的。

芦花鸡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在盖帘旁边转来转去，伸着脖子想啄饺子。赵兰挥了挥手，把它赶走了。鸡咯咯咯地叫着跑开了，翅膀扑腾起一小片灰尘，在阳光里飞舞。

大哥站在堂屋门口，把那盒牛奶喝完了，把空盒子捏扁了，放在窗台上。老周在院子里洗镰刀，水从水管里流出来，哗哗地响，在水泥地上汇成一小片水洼，映着天上的云。

“老二，”大哥忽然说了一个事，“你记得小时候咱俩去河里摸鱼不？”

老周关掉水龙头，甩了甩镰刀上的水。

“记得，咋了？”

“你那时候不会摸，摸了半天一条都没摸到，急得直哭。我摸了五条，分了你三条，你才不哭了。”

老周没说话。

“三条鱼，”大哥伸出三根手指头，看了看，又放下了，“三条鱼，换你每个月八百，是不是少了点？”

老周看了看大哥。大哥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有一丝极淡极淡的笑意，像冬天河面上的冰，薄薄的一层，你不敢踩上去，但你知道冰下面有水，水下面有鱼，鱼是活的。

“那你想换多少？”老周问。

大哥没回答。他转身进了屋，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那张皱巴巴的分家协议走了出来。

他把协议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拿起了打火机。

火苗舔上纸的边缘，先是一点点焦黄，然后变成黑色，然后整张纸都卷曲起来，在火里挣扎了几下，化成了一堆黑色的灰烬。风吹过来，灰烬飘起来，飘过石榴树的枝丫，飘过院墙，飘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大哥看着那些灰烬飘远，拍了拍手上的灰。

“八百就八百吧，”他说，“多了你也拿不出来。”

老周笑了。不是那种客气的笑，是那种从心底里冒出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笑出了声，笑得大哥看了他一眼，自己也笑了。

大哥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他俩的爹。鼻翼两侧的法令纹深深的，嘴角往上翘的弧度不大，但整张脸都在发光。爹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笑的，不张扬，但你知道他是真的高兴。

赵兰的饺子出锅了。热气腾腾的，白白胖胖的，挤在盘子里，像一群刚洗完澡的娃娃。她调了一碗醋汁，加了几滴香油，放在桌子中间。

三个人坐在院子里，一人一盘饺子，一碟醋，一碗饺子汤。阳光从石榴树的缝隙里漏下来，碎碎的，洒在饺子皮上，洒在醋碟里，洒在三个人花白的头发上。

大哥吃得很急，第一个饺子大概太烫了，他一口咬下去，嘶了一声，哈着气，腮帮子鼓鼓的，像只仓鼠。赵兰倒了杯凉水递过去，大哥接过来喝了一口，又接着吃。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老周说。

大哥嘴里含着饺子，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老周没听清，也没问。他看着大哥吃饺子的样子，忽然觉得鼻子又有些酸。

老了，老了，都老了。

吵了一辈子，争了一辈子，到头来争的不是钱，是那一口被在乎的感觉。

大哥要的不是一千五，是弟弟还记得他。弟弟给的不是八百，是这辈子还没断的那条线。

那条线从爹妈手里传下来，穿过了这么多年，穿过了这么多事，还在。弯了，旧了，打了结，但没断。

这就够了。

吃完饭，老周帮着赵兰收拾了碗筷，又把院子里的石桌擦了一遍。大哥坐在门槛上，抽着烟，看着院子里的一切。他的眼睛不像上午那样浑浊了，也许是阳光的缘故，也许是别的什么缘故。

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一层一层的，像摊开的鸡蛋饼。老周站起来，跟大哥告别。

“哥，我走了，过段时间再来看你。”

大哥从门槛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走就走，用不着跟我说。”他顿了顿，“下次来的时候，带两斤排骨，我想吃排骨炖萝卜。”

老周笑了，拍了拍大哥的肩膀。

“行，排骨炖萝卜。”

他转过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哥。”

“嗯？”

“那八百块钱，我每个月打到你的卡上，你记得去取。”

“知道了知道了，你走吧，天快黑了。”

老周上了车，发动了引擎。赵兰坐在副驾驶上，系好安全带。车子慢慢驶出院门，倒车的时候，老周从后视镜里看到大哥站在门口，手插在裤兜里，看着车。

车子拐上村道，大哥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灰色的点，被夕阳吞没了。

老周把车停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想抽根烟再走。他摸遍了口袋，发现烟落在大哥家了。

“算了，”他说，“不抽了。”

他发动车子，开上了回县城的路。天边最后一抹光正在消逝，路灯还没有亮，天地之间是一片暧昧的灰蓝色，像一张还没洗出来的照片。

赵兰靠在座椅上，这回没睡着。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麦田和村庄，忽然说了一句话。

“你大哥那个人，其实不坏。”

老周握着方向盘，没说话。

“他就是一个人太久了，没人跟他说话，心里憋得慌。”

老周还是没说话，但他的眼睛在路灯光里闪了一下，像是什么东西碎了一下，又合上了。

车子在暮色里稳稳地开着，车灯划开前方的黑暗，照着那条弯弯曲曲的水泥路。老周知道这条路，他走了几十年了。从这条路上走出去，从这条路上走回来，走出去的时候是二十岁，走回来的时候头发白了。

路还是那条路，只是路边的东西变了。老槐树还在，村口的水井填了，打谷场盖了房子，小学校改成了老年活动中心。以前走在路上的人，有些搬走了，有些老了，有些已经不在了。

但路还在。

路还在，就还能回来。

老周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风灌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这个味道，他从小闻到大，闻了几十年，还是闻不够。

他忽然想起他妈说的那句话——活着的时候要把该做的事做了，死了才不会后悔。

他今天做了。跟大哥吵了，跟大哥争了，最后也跟大哥说了那句“有我在一天，就有你一口吃的”。

不算什么了不起的话，但说了，就行了。

车进了县城，路灯亮堂堂的，把整条街照得像白天一样。老周把车停进小区的车位，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没动。

“想什么呢？”赵兰问。

“没想什么。”

赵兰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她打开车门，下了车，从后备箱里拿出那个空了的篮子。老周也下了车，锁了车门，跟在她后面往单元楼走。

走了几步，赵兰忽然回过头。

“下次回去，排骨我去买。”

“嗯。”

“肋排，炖萝卜最香。”

“你定。”

单元楼的门禁系统响了一声，门开了，橘黄色的灯光从楼道里涌出来，照在两个人的脸上。老周走进去，赵兰跟在他身后，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一轻一重，像一首走了调的曲子。

他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忽然想，下次回去的时候，把那盒牛奶的吸管多带几根。大哥的手抖得厉害，吸管插不好。

对，多带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