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90年,唐朝宰相张浚站在朝堂上拍着胸脯说:"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后悔无及!"
满朝文武里,绝大多数人都摇头——宰相杜让能说不行,宦官杨复恭说不行,连另一位宰相刘崇望也说不行。
但唐昭宗听进去了。他觉得时机来了。
这一仗打下去,禁军打光了,国威跌没了,李克用没动,倒是朱温趁机坐大成了真正的终结者。后人翻《资治通鉴》看到这段,无不叹一口气——不是李克用灭了唐朝,是昭宗自己把刀子递出去的。
他为什么非要打李克用不可
大顺元年,也就是公元890年,唐昭宗李晔坐在皇位上,心里憋着一口气。
这口气,说白了,是三大积怨加在一起。
第一重:出身问题。李克用是沙陀人,在唐朝的正统观念里,边疆异族出身的武将握着重兵、占着大地盘,本身就是一根刺。昭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在他脑子里不是成见,是信条。
第二重:实力问题。李克用当时是天下第一强藩,兵精将猛,地盘横跨河东,手下猛将如云。偏偏这种人,最难驾驭。他越强,昭宗越睡不着觉。
第三重:旧账问题。早年李克用曾经兵临长安,逼得僖宗仓皇出逃,昭宗本人也跟着颠沛流离,那种皇帝被人撵着跑的屈辱,是刻进骨子里的。
偏在这时候,局势给了昭宗一个信号——李克用在蔚州、碣山被朱温、李匡威、赫连铎联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大将安金俊战死,石君和被擒,河东兵势明显受挫。
与此同时,昭宗另一边的棋走得顺——韦昭度伐蜀进展不错,朝廷手里暂时有点底气。
就在这个当口,张浚跳出来了。
张浚这个人,历史评价不高,但他说话很能击中人心。他告诉昭宗:李克用现在是最虚的时候,错过这个窗口,他缓过劲来,就再也打不动了。一句"旬月可平",说得斩钉截铁。另一位宰相孔纬也跟着站台,说张浚讲的是"万世之利"。
反对声音其实更响。杜让能、刘崇望说朝廷刚稳定,禁军刚重建,不能轻动;杨复恭更是直接反对,认为时机根本没到。
昭宗犹豫过。他也知道李克用有功于唐,这时候趁危下手,说不过去。但最终,他还是选了张浚。
这个选择,埋下了后来所有的祸根。
真正的问题不是打不打,而是——他根本没有打赢的本钱。禁军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存疑;各路藩镇虽然名义上出兵,却各有算盘;张浚会说话,不代表会打仗。昭宗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一个最不稳的局面上,却以为自己抓住了机会。
战场上发生了什么
五月二十七日,张浚率中央禁军及诸镇兵,共五万余人,出长安东渡黄河。
这阵势,搁今天看,是一场"多国联军":朱温负责南面,王镕守东面,李匡威和赫连铎主攻北线,张浚统领中央军坐镇指挥。
看上去兵多将广,实则一盘散沙。
北线,七月开打。李匡威拿下蔚州,俘了刺史邢善益;赫连铎那边也打出了战果,击溃遮虏军,杀了军使刘胡子。但好景不长,李克用的儿子李存信、养子李嗣源迎了上来。李嗣源这个人,后来做了皇帝,年轻时就是以悍勇著称,身先士卒冲阵,把李匡威杀得大败;赫连铎那边同样溃退,人马折损过万,连李匡威的儿子李仁宗、赫连铎的女婿都被河东俘了去。
南线,七月至九月。朱温让葛从周率千骑突入潞州,同时命李谠、李重胤、邓季筠进攻泽州。
就在这里,历史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李存孝。
李存孝是李克用麾下第一猛将,骁勇冠绝是史书对他的定评,是唐末真正意义上的万人敌。昭宗点名让孙揆去接管潞州——孙揆带着圣旨、带着一身官威上路,结果李存孝提前设伏,在途中把孙揆连人带随从一网打尽,孙揆被俘后押至太原,李克用下令斩首。
泽州那边,李存孝率五千精骑赴援,一战生擒汴将邓季筠,追杀至马牢山,斩俘将近万人。葛从周听说李存孝来了,什么也没说,直接弃城撤退,朱温随即收兵。
南线就这么结束了——主动结束的,是朱温自己。
西线才是这场战争最让人叹气的部分。
张浚率中央军推进到阴地关,然后就停了。原因说出来有点荒唐——粮草跟不上。为什么跟不上?因为杨复恭在朝中使绊子。这位宦官本就反对出兵,眼见仗打起来,开始在补给上动手脚,前线行营的粮草供给断断续续,张浚就这么在阴地关耗了三个多月。
三个月,什么战机都没了。
十月,张浚顶着压力向晋阳进发。韩建夜袭李存孝的营寨,反被伏兵打了个埋伏;静难、凤翔诸镇兵不战自溃;禁军听见风声也跟着崩了。
十一月,李存孝攻克绛州,刺史张行恭丢下城池跑路,晋州已成孤城。
就在这时候,李存孝做了一个让张浚意想不到的举动——他主动后退了五十里。
理由是这么说的:"张浚宰相,俘之无益;天子禁军,不宜加害。"这句话,是给唐昭宗留面子,也是在告诉天下人:我赢了,但我没有把你们逼死。张浚和韩建趁着这个空档,弃城连夜出逃。
这场仗,到此结束。
谁在这场战争里各怀鬼胎
看完战争过程,有一个问题值得仔细掰开来想:这场联军,真的是奔着打赢去的吗?
先说朱温。
南线打得最早结束,也最干净——不是朱温输了,是朱温主动撤了。葛从周听说李存孝来了就跑,这个葛从周后来是朱温手下数得上号的猛将,不是怕死的人。他跑,是因为朱温让他跑。
为什么?因为朱温这时候的算盘,根本不是消灭李克用,而是借着这次"奉旨讨伐"刷一波名声,同时保存实力。李克用要是真被打残了,对朱温未必是好事——那他才是下一个被打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朱温的眼睛盯着的是魏博、徐州、郓州,那才是他真正想吃下去的地盘。这场仗,他入场是为了站台,出场是为了腾手。
再说李匡威和赫连铎。这两个人跟李克用是多年死敌,打起来确实用了力,但本质上也是借朝廷名义公报私仇。他们损失惨重之后,自然是减少投入,各自收兵。
再说杨复恭。这个宦官与其说是反对出兵,不如说是跟张浚在争权。他掌着禁军,张浚出征等于绕开了他,他当然不配合。前线粮草供给断绝这件事,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
最后说李克用自己。
战后,他通过被俘的宦官韩归范给昭宗递了一份诉冤表,措辞强硬,说的是"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剪黄巢,黜襄王,存易定,为朝廷屡立大功",末尾还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日天下握兵立功之人,难道就不怕他日被你责骂吗?
这话是说给昭宗听的,也是说给所有藩镇听的。意思就是:你今天这么对我,其他人都看着呢,以后谁还给你卖命?
这一刀,捅在了唐王朝最脆弱的地方——皇权与藩镇之间那根已经快断掉的信任。
昭宗没有办法,只能认栽。张浚和孔纬双双被免职,李克用的官爵恢复,赐姓归还。辛辛苦苦组建的禁军,就这么打光了。
在所有人里,最清醒的是朱温。他不仅保存了实力,还顺势逼着魏博镇归附,解除了后顾之忧,腾出手来全力扩张。
这场仗的最大赢家,是那个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适时落子的人。
昭宗的悲剧,败在哪里
河东之役——历史上多半把它定性为唐末皇权衰落的一个节点。这个结论不错,但太笼统,遮住了更值得看的东西。
唐昭宗这个人,历史上的定论是"有心中兴,无力回天"。这个评价很多人觉得是在给他开脱,我倒觉得,这八个字说出了问题的本质,但没说出问题的根源。
他不是没有雄心。削藩是必须走的路,李克用是必须处理的变量,这个判断本身没错。问题在于,他拿着一手残牌,却要打一把必须赢的仗,而且把最关键的执行权,交给了一个只会说话的张浚。
张浚能当宰相,靠的是在朝堂上的口才和站队,而不是带兵的本事。让他指挥一场针对天下第一强藩的军事行动,结果几乎是注定的。
更深的问题是,昭宗的整个决策体系从一开始就是破的。
他既不能完全绕开宦官——杨复恭掌着禁军,绕开他等于没有军队;又不能整合藩镇——各路"盟友"各怀心思,没有一个真心配合中央。他想用藩镇打藩镇,却忘了藩镇之所以能存在,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来只为自己打。
真正致命的,是这一败打光了禁军。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军事力量就一直是软肋。昭宗好不容易重建了一支禁军,指望这支军队做恢复皇权的本钱,结果一仗打出去,打光了。之后的唐廷,连表面的威慑力都没有了。
李克用赢了,但他内部因赏罚不公,矛盾也越来越深,势力慢慢衰弱,并不是这段历史的最终赢家。
朱温却越打越强。他用这场仗腾出了手,开始了真正的扩张,最终在公元907年接受了唐哀帝的禅让,建立后梁,唐朝正式终结。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昭宗拼了家底去打李克用,最后便宜了朱温;而他一生最大的对手,不是李克用,而是他永远看不穿的那个局面。
一个皇帝的悲剧,不在于他没有想法,而在于他的想法和他的实力,始终对不上。
昭宗那道削夺李克用官爵的诏书,本是想扭转乾坤,结果是亲手加速了大唐的崩塌。
历史最残酷的地方,不是失败本身,而是:他真的以为自己在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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