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七八年，前几年在营销岗，两年前转到编辑岗。面对做书这件事，有太多不可名状的幸福感、获得感，也有数不尽的委屈。如果真的要认真审视的话——做书，去做就好了，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是一本本具体的书、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这段经历，也丰富了这段经历。
01
初识李静睿（以下简称阿花），是2017年。那一年，还在上学的我遭遇到人生的至暗时刻，彼时，阿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北方大道》。
此前断断续续读过阿花一些作品，但更强烈的认知来自于微博上那个鲜活的“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新书出版时，出版社有安排阿花签名，其中有一本签着“做时代的反义词”的签名本，在她的微博上做转发赠书。当时我无暇顾及和知晓这些，一位好友转发留言“朋友最近遭遇了不好的事情，想抽中这本书送给她”。吸引了阿花，她决定取消抽奖，把这本书送给好友。好友寄给了我。
于是，这本书到了我手里，我很快就读完了，读完写了一篇书评，编辑和阿花也有所感触，发在了理想国公众号上，我也因此和阿花加上了微信。
在我至今都不敢去回忆的时刻，为什么还会去读书？甚至读完还会写长书评？我无法解释。但那段时间，我还读了《寿美子哲，越过山去》，也写过很长的一篇书评，还将这本书送给了爸爸。所以说，书能陪伴人走过很艰难的时刻，不是渲染，不是美化，于我而言，是事实，是过去式，也是现在式，好像也会是未来进行时。
接下去这些年，阿花每本新书，我都会去读。在我看来，阿花不仅是作家，也是名副其实的“读书博主”。看完《死于昨日世界》，我第一时间打开了《我的天才女友》，她的微博上也时常推荐好书，转发量很高，具有一定的带货能力，所以后来工作，进入出版社做营销这些年，我也会偶尔给她寄书。
就这样，我们的联系并不频繁，似乎也不热情，但她来杭州做线下活动，我都会去现场。关系的再度拉近，是从我转到编辑岗开始。
02
还没进入出版行业的时候，我就毫不掩饰自己对原创文学的热爱，进了出版社，就更加不掩饰了。2023年，我在营销工作之外，尝试着做文学编辑，次年5月，正式转到编辑岗。
几乎是开始业余做编辑的同时，我就以“约稿”的姿态联系了阿花。那时她正在创作这部长篇，几个月后这部作品完成了。2024年6月，我在北京和她见了面，当晚收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回程的高铁上，我读完了它，除了对故事的结尾有些困扰外，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也第一时间反馈给阿花。
2024年11月，我在通过社里年度选题后，给阿花去了一封信，敲定了合作，她也同步修改，2025年6月定稿，图书也进入到编校流程。
这本书稿就是《刮风下雨》，一个聚焦四川自贡林家三代人的故事。书名是四川麻将的经典术语，牌桌上的“刮风下雨”，是转瞬即逝的机遇、可盼可及的赢面，而落在作品中，是时代翻涌的浪潮，是命运无常的转折，是上山下乡、进厂下岗、离异远走、死亡别离等几代人所经历的人生风雨。阿花未曾丢弃一直以来所关注的人的尊严，只是用一种更加轻松的写法、轻巧的结构和她熟悉的最适合这部作品的语言来讲述这个四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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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编辑这部稿子并不容易，但出书后这些记忆开始模糊，和作者逐字讨论，甚至争执的过程也不记得，只有翻看聊天记录时才能有印象。或许这就是做出一本书之后的治愈感和眩晕感。还挺幸福的。
在做书的过程中，有这样三件稍显吃力的事情。
首先是语言。
我曾天真地以为四川方言是西南官话，不会有人读不懂，结果复审老师和终审老师都表达了对方言使用占比的困惑。于是三审结束后，我和阿花开始调整小说的语言，这个过程还挺像一场拉锯战的。我先是翻着《四川方言词典》一一去核查四川方言的正确性，紧接着把部分不需要使用到方言语境的片段剔除，又找了四五位四川朋友帮忙解释核查不到的方言，最后和阿花一遍遍地对方言的表达、语境和语感。出书版本较之前，删除了约30%左右的方言比重，方言是这本书的特色，但不能成为阻碍，要像融化在汤里的盐分一样，品尝得到，但不会觉得硌牙。
其次是封面。
这个故事看似轻松实则并不轻松，从20世纪40年代到1997年，很沉重的一段历史，要如何体现这个封面呢？它不能悲、也不能喜，琢磨了很久，我找了插画师画了小说中的几个经典桥段——年轻的婆婆和林桂轩在屋顶上跑、两位女性在山顶种土豆、舞厅的开放、《第二圆舞曲》的响起等，又用鲜活的颜色点缀起这些。和方言一样，这个封面也在努力消解时间的逼仄。
最后是那个结尾。
从最初读到时就略感困惑，到审稿时还是觉得太平淡了，我一直想和阿花商量调整，却又一直找不到更好的处理办法。直到某天晚上读二校稿（第四遍读起这个故事）时，突然被这个结尾打动了，立刻给阿花发消息——“我理解了结尾的松散”“因为老百姓就是这样的”“晃悠晃悠地过”“高潮过后回归平静”“我们现在自己也是，非常愤怒非常开心非常想逃离或者非常想靠在一起，但最终还是平静地、孤独地，一天天过去”。
很希望读者能读到那个结尾，以及体会到我这种怅然又有点劲儿的感受。
03
更多的劲儿，是图书出版之后读者的反馈带来的。
第一剂，来自杭州尤利西斯书店的老板胡一刀。刀哥看完后发朋友圈高度赞扬，也给我发消息传递他的激动，还迅速又买了30本。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怎么能想到《刮风下雨》写这么好？比《活着》好，比《许三观》长。看哭了好几次。怎么比呢，就是小说里的《椒麻堂会》那个水平吧。”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同样也打动了阿花。
4月，阿花来杭州做活动，我们就去了尤利西斯书店。那天晚上，活动现场被布置成舞厅的模样，活动前有人弹起了钢琴，还原了这些小说中的场景。现场来了80多号人，坐得满满当当，听得认认真真，刀哥说“文艺复兴了朋友们”“是文学的盛宴没错了”。那个周六，我从早上8点就有工作，在活动现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但到了十点多，身体疲惫到不行，但精神还在蹦迪，共享这一刻的“文艺复兴”。
后续的很多鼓舞来自豆瓣的真实返评。这些陌生的id都在为本书注入新的注脚：很陌生但又可以理解会意到的四川方言使得语言非常的生动，特别好（西窗随笔）；谢谢阿花，一直想写也持续在写的阿花。 语言太好了，故事和故事里的一个个人物也好。驾轻就熟，深深浅浅汇流于中（明亮的黄）；越是微小的道理越是有力量，比《慎余堂》轻，但内核不变，别怕时代变化，别怕刮风下雨，去种自己的树（_陈啊陈_）；侯兰青老师是我近期最喜欢的小说女主角（别格莫特）；相当过瘾，没有累赘的推荐序和后记，上来就干脆利落摆起龙门阵。女人们都扎劲儿得很，男人们……算球了，不说了（鱼皮）……
5月，《给阿嬷的情书》走红，有读者看完电影后想到了小说中的侯兰青和费宝芬。豆瓣上，@苹果熊卓宝留下“婆婆和宝芬，让我想到淑柔和南枝……”的评价；小红书上，@桑白的小书房觉得“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关系中，她们因着一起在山上种地的日子，因着对同是女性的柔软与惺惺相惜，仍然真真切切地惦念对方，真心盼望对方好。就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南枝与淑柔，这种女性之间的情谊实在令人触动。”
04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让我触动的不只是女性的情谊，还有小说中那几个微妙瞬间。
第一次，是1956年婆婆发现自己再次怀孕，决意去卫生院“处理”的那一段。
路上，先是裤脚被小狗抓烂，后是儿子掉进潲水缸，最后被一个还俗的道士拦住，神秘地说她“顶上有星，身上有喜”。那个差点没能降生的孩子，就是故事叙述者“我”的父亲。
这个场面在诙谐之余也让我感受到和命运一样强大的东西——“生活”，用最细小、最偶然的方式，在处理人世间的每一段因果。
第二次，是林沙沙花光下岗买断的钱买了一架旧钢琴的那一段。
二十二岁，下岗，父母离婚，前途茫茫。在这样的背景夏，沙沙戴着金镯子，养着兔子，用那笔“买断人生”的钱和姑姑一起买了架旧钢琴，在《第二圆舞曲》的旋律中找属于自己的“圈圈儿”。
“外头再怎么刮风下雨，我们还可以在屋头耍刮风下雨。”这画面不只呈现了四川人的豁达，还有一股代际女性之间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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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是婆婆侯兰青在晚年说出“我要开舞厅”那句话的时候。一个从“南开小姐”变成“横街子侯老师”的女人，一个在丈夫的私生女突然出现后依然平静地给来客抓了一把糖的女人——她说她要开舞厅。
由此，属于所有人的摇曳出现了。
其实，《刮风下雨》最开始不叫这个书名，它叫《第二圆舞曲》，是文学杂志《鲤》推出的文学比赛——首届伏笔计划的41号作品，并进入决选名单。在决赛现场，《第二圆舞曲》以其扎实的叙事、独具地方特色的语言和结构层面的野心获得了格非、曹保平和路内三位评委的一致肯定。格非认为，这部作品写得非常厚实、熟练，带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尤其是人物刻画得很传神，虽然写的是老地方、老事件，但仍创造出不少新东西。
同样入选伏笔计划，并最终拿下首奖&最佳完稿奖的《伶仃世》也在今年春天推出，当我读完同辈人索耳花了六年时间写的这部作品时，发出深深的感慨——小说并不厚，但读起来并不轻松，四组故事呈现出不同的语言质地，它是受阻的、潮湿的、有韵律的，方言不影响它的阅读，是语言拦着大家不让一口气读完……
而《鲤》最重要的元老创作者之一周嘉宁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永结无情游》。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被其中一句话戳中泪点。友谊、爱情、少年、此刻，似乎所有的东西浩浩汤汤都回来了，带给我无限的慰藉，可谓“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那句戳中我泪点的话是这样的——“痴迷过的东西，终于等到亲手触及之时，已经太迟，我们被一起卷入不可挽回的衰败期”，可那又怎样呢？年轻的和不再年轻的原创小说家都在写着自己更好的作品，文学编辑们就继续去做就好了，不再期盼胜利，也不惧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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